聂辉华  林佳妮

 

摘 要：有效的环境治理最终需要落实到企业间的排污额度分配，因此企业间的环境不平等问题至关重要，但这一问题尚缺乏学者们的关注。文章首次对中国企业间的环境不平等程度进行了测度和分解。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匹配数据，主要运用基尼系数测度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程度，并基于回归方程对不平等进行夏普里值分解，进而考察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的来源。研究发现，企业间的污染排放存在高度的不平等状态，并且这种不平等主要存在于同一城市内部不同企业之间，其次才是不同城市之间；分组来看，中西部地区、轻污染行业、私营企业的环境不平等程度偏高；造成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企业能源资源用量、企业固有特征和企业规模。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能源的环境后果更多受到企业资源集约度的影响，而非由“先赋”的行业类型决定；大企业的排污强度低于小企业，是源于“抓大放小”的规模歧视，而非禀赋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关注企业间污染分配公平、以节能促减排和“抓大不放小”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不平等；环境污染；基尼系数；夏普里值分解；企业

 

作者简介：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林佳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一、为什么要理解企业间环境不平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世界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到了21世纪，高速经济增长背后累积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例如，根据2010年环保部、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联合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全国各类源废水排放总量达2092.81亿吨，废气排放总量达637203.69亿立方米。主要污染物中，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达3028.96万吨，二氧化硫达2320.00万吨。 2010年的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超越了美国和欧盟的总和，成为全球二氧化硫排放首位。 同时，酸雨、雾霾等现象也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环境污染的严重化，给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带来了挑战。在此背景下，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中国开始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2012年召开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口号，2014年中央政府决心“向污染宣战”，此后环境治理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事实上，学者们的研究发现，2014年之后中国的空气质量显著改善，以PM2.5、SO2和CO为主要指标的污染浓度下降了33%-65%。 
 

然而，对于中国的环境污染和治理问题，人们普遍关注污染的总量及其变化，而很少关注污染的差异问题或分配问题。从政策实施角度讲，环境治理最终都要落实到企业这一污染排放主体上；从学术研究角度讲，理解了不同企业的污染排放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才能从微观机制上揭示控制环境污染的成功经验。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关心的问题包括：一个地区的排污总量是怎样在不同企业之间分配的？事实上的排污额度分配是否合理？造成企业之间污染排放程度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其实，企业间排污的差异除了影响环境保护目标外，也会带来生产上和福利上的后果。在生产方面，由于排污和生产息息相关，企业间的排污差异会带来发展机会和经济效益的差异。例如，He等发现，由于水质监测站只收集上游地区的污染排放数据，处在监测站上游的企业的污染排放受到约束，这导致上游企业的TFP相对于下游企业显著下降。 那些排污额度较小的企业，或者需要压缩生产规模，或者需要在减排设备和清洁技术上进行更多投资，这会导致经济利润和生产效率的减少。相反，那些排污额度更大的企业，则免受这种损失。因此，企业的污染排放额度，可以被视为一种影响企业发展的资源，排污额度差距很可能是造成资源配置扭曲的一个因素。在福利方面，排污差异也会引发居民福利的不平等。许多文献证明环境污染会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死亡率和幸福感。 企业间排污不均则意味着，那些在高污染企业及其附近工作生活的居民，承担了更高的环境成本和健康风险。
 

近年来，学者们从关注收入不平等开始转向关注环境不平等（environmental inequality），即污染排放或污染暴露的不均等。环境不平等这一概念起源于环境公平（environmental equity)。环境公平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界定，它是指“环境利益和风险在不同收入和文化群体中被公平而成比例地分配，政府应保障与这种分配相关的政策和程序不具区别地对待不同收入和文化群体”。 “公平”是一个带有带有主观价值判断的概念，而“平等”则可以运用客观的衡量工具去衡量，因此学术界通常针对环境不平等进行测度和分析。在国际文献中，学者们主要关注人群间环境不平等，即不同种族或阶层的人群暴露于环境污染的程度的不均等。他们普遍发现，有色人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暴露于环境污染的程度更高。 在国内文献中，当前学者们主要关注地区之间的环境不平等，即地区之间环境污染排放的不均等。例如，陆宇嘉发现，中国不同省份、区域之间的环境污染不平等状况非常明显，其中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不平等程度最高，工业废气次之，工业废水最低。 班斓等发现中国北部、中部地区环境污染严重，西北与东南地区较轻，黄河中游最严重。 赵雪雁等探究了环保事件的空间分布，发现中国环保事件的频次呈现出“东-中-西”洼地型格局。 此外，一些学者重点关注了中国各省之间的碳排放不平等现象。 尽管中国地区间的环境不平等已经得到一定的讨论，但企业间的环境不平等很少被关注。
 

为此，本文着眼于企业之间的环境不平等，主要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对不平等程度进行测度和分解，捕捉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的特征事实、来源和机制。首先，我们使用基尼系数测度企业间环境不平等，并用分位数、泰尔指数作为补充检验，发现中国工业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程度非常严重。并且，工业企业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均显示，环境不平等程度在2004-2020年间居高不下。接着，我们对比了企业间不平等和地区间不平等。我们发现城市内部企业之间污染的基尼系数明显大于城市间基尼系数，说明环境不平等主要存在于同一城市内部不同企业之间，其次才是不同城市之间。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轻污染行业、私营企业的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程度偏高。
 

在把握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的特征事实的基础上，我们运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探究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的来源。分解结果显示，造成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企业能源资源用量、企业固有特征和企业规模，而地区因素对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的贡献较小。这一结果表明，企业间环境不平等主要来源于企业特征的异质性而非地区异质性。最后，我们对能源资源用量、企业规模这两个因素进行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我们发现，能源资源使用造成的环境后果，并非由“先赋”的行业类型决定，而是受到企业自身资源集约程度的影响，能被企业自身的努力所改变；大企业的排污强度低于小企业，原因并不是企业的个体特征差异或者说禀赋差异，而更可能是地方政府“抓大放小”的规模歧视。
 

相对于现有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研究将着眼点放在企业层面，对企业之间的环境不平等进行了测度。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关注地区间的环境不平等。当然，有部分研究关注到企业间污染排放的差异，例如He等分析了不同所有制和规模的企业所承担的减排任务差异 、Wang和Jin发现集体企业的环保表现更好 ，但他们并未对全国企业间的不平等进行总体测度。我们的测度结果显示，中国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程度明显大于地区间环境不平等程度，环境不平等更多存在于同一城市内部不同企业之间，而非不同城市之间。这说明在测度地区间环境不平等的文献基础上，关注企业间环境不平等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本文对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的来源进行了分解，捕捉造成排污差异的企业特征因素。现有研究通常发现地区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等是造成地区间环境不平等的主要因素 。而我们的分解结果显示，对企业间环境不平等起到主要贡献的是企业层面的因素，包括企业能源资源用量、企业固有特征和企业规模，而城市经济水平等地区因素则贡献较小，即企业间环境不平等更多是来自企业特征的异质性而不是地区异质性。因此，有别于地区间环境不平等的研究，本文对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的分析，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污染差异成因的认识。
 

第三，在机制方面，我们探究了污染排放的规模歧视问题。以往研究提到，在面临环境规制时，大企业的排污量或排污强度有更明显的下降 ，也据此提到了地方政府存在“抓大放小”的行为 ，但未对这一现象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针对大企业排污强度更低的现象，我们区分了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和能源利用能力更强，禀赋差异造成了排污差异；二是的确存在“抓大放小”的规模歧视。运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分解禀赋因素和歧视因素，结果显示排污差异全部是由规模歧视导致的。这一发现为地方政府区别对待不同企业的行为提供了补充证据。

本文的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研究设计，介绍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的概念、测度方法、分解方法和数据来源；第二部分是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的特征事实，描述了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情况、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程度及其趋势、企业间不平等和地区间不平等的对比以及不平等程度的异质性；第三部分是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的来源分解，使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夏普里值分解法识别造成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的因素，并做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引用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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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间环境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