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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

时间:2023-03-23 20:13,来源:白鲨在线

方明月 聂辉华 阮 睿 沈昕毅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100081)
 
要:经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感知是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为了验证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之间的关系,本文使用2012-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构造了企业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和数字化转型指标。计量回归表明,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会降低3.86%。在使用了更换度量指标、构建Bartik工具变量法和利用外生冲击进行合成双重差分检验(SDID)等多种缓解内生性问题的方法后,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渠道分析表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通过减少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和提高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减少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本文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提供了一种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新思路,并且对“稳预期”和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含义。
关键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信息化
JEL分类号:D81,D83,O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本文发表于《金融研究》,2023年第2期。
 
一、导 论
 
微观主体是根据预期来决策的。对于企业来说,干扰预期形成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所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消费者、经理人或其他决策者关于经济政策变化的主观感知(Bloom ,2014)。特别是近几年,由于新冠疫情、国际贸易摩擦和地区冲突的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充满变数,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近十年来,经济学家们高度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他们发现,总体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的投资,减少企业的雇佣和贸易,降低企业的产出,并且可能阻碍长期经济增长(Bloom et al. ,2007 ;Bloom ,2014 ;Baker et al. ,2016 ;Gulen and Ion ,2016)。既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体上会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那么研究如何降低企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答案。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日新月异,催生了数字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戚聿东和肖旭 ,2020)。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借助数字技术来改造企业的生产经营系统、管理模式和核心业务流程,形成了破坏性创新和变革,这一过程就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Siebel ,2019)。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时也称为智能制造。我们推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

为什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减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呢?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归根结底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获取的信息有限,二是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Keynes ,1936 ;Bloom ,2014)。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两个方面的约束。一方面,企业可以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软件(例如ERP系统)、大数据以及物联网技术,在企业内部、企业和供应商之间加强数据整合和数据共享,获得更多信息;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各种云平台和人工智能算法,有效地提高数据处理能力,更好地预测和满足个性化、多元化需求。管理学者对著名制造业企业的案例研究表明(例如单宇等 ,2021),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促使企业更快地调整企业战略布局、聚焦目标客户、维持供应链安全、控制生产成本的波动,使企业在各种“黑天鹅事件”的冲击下顽强地生存下来。中国人民大学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2020)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在新冠肺炎引起的疫情期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有效减少预期营收的下滑、控制成本、维持更长时间的现金流补血以及提高后续创新投入。基于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我们提出了本文的主要假说: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

为了考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减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方面的作用,本文使用了2012-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其中包含1598家企业的9944个观测值。首先,我们采用文本分析法从上市公司年报中提取了“经济政策词语”和“不确定性词语”,构造了企业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标(FEPU),并同时构造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指标。基准回归分析表明,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显著减少了企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具体来说,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会降低3.86%。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也使用了与数字经济有关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代理变量,以及采取一些方法排除了企业在年报中可能存在的策略性报告行为。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了更换度量指标、构建Bartik工具变量法、利用外生冲击进行合成双重差分检验(SDID)等多种方法,发现主要结果依然成立。最后,我们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减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两个主要渠道:减少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和提高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

本文对现有文献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本文揭示了一种新的减少不确定性感知的途径,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文献。最近几年,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方兴未艾。这类文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个体和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对企业来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投资和雇佣行为,从而降低企业的绩效(Bloom et al. ,2007 ;Gulen and Ion ,2016);对个体来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家户的消费降低,劳动供给减少(Sheen and Wang ,2017);在金融市场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股票收益率(Pastor and Veronesi ,2012),延缓信息在市场上的传播速度(Kurov and Stan ,2018),以及加剧投资者和公司内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Nagar et al. ,2019)。二是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这包括大宗商品价格冲击(Stein and Stone ,2013)和流行病爆发(Altig et al. ,2020)等负面事件。本文在两个方面与已有文献不同。一是本文使用了企业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数,而已有文献主要使用宏观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例如Baker et al. ,2016)。使用企业层面的度量指标有一个重要优势,它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企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而宏观层面的度量指标无法区分不同企业的不确定性感受。二是本文从数字化转型的角度分析了如何降低企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从而填补了现有文献的空白。

其次,本文发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减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从而为数字化转型效应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发现。近年来,学者们主要从三个角度分析了数字技术、ICT技术或者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影响。一是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率或财务绩效(Bloom et al. ,2014 ;Gal et al. ,2019 ;杨德明和刘泳文 ,2018 ;何帆和刘红霞 ,2019 ;黄群慧等 ,2019 ;刘飞 ,2020 ;赵宸宇 ,2021)。二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了企业行为,包括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沈国兵和袁征宇 ,2020)、供应链金融创新(龚强等 ,2021)和出口(易靖涛和王悦昊 ,2021)。三是数字化转型改善了公司治理,这体现为降低了公司代理成本(曾建光和王立彦 ,2015),减少了企业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祈怀锦等 ,2020 ;吴非等 ,2021)。本文是第一篇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文章。因为企业对政策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投资、雇佣和研发等行为(Bloom ,2014),所以本文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相当于从源头上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行为和绩效的更深层次原因或者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与现有文献是互补的,并且将现有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

接下来,本文第二节进行理论分析并归纳若干假说,第三节介绍数据和计量回归结果,第四节讨论数字化转型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渠道,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全文其余部分略。】



收稿日期:2022-06-22
作者简介:方明月,经济学博士,副教授,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聂辉华(通讯作者),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Email: niehuihua(at)vip.163.com。
          阮睿,经济学博士,讲师,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沈昕毅,硕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 本文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002213)和面上项目(72273144)、北京市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JJB006)以及教育部重大课题(18JZD048)的资助。作者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廖冠民以及清华大学第二届中国经济学前沿学术论坛、第五届中国管理学高端前沿论坛参会者的评论。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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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

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数据(2006-2020年):

FEPU200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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