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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足,责任不在百姓

时间:2003-08-07 00:00,来源:白鲨在线

此文发表于《经济学家》1999年第3期

    由于受东南亚金融风暴、世纪洪水等诸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然放慢,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市场疲软.面对此情此景,从去年底到今天,特别是“两会”期间,无论是政府官员、经济学家,还是稍懂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提出或响应“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至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责任,则无一例外地把矛头指向老百姓(城乡居民),怪老百姓不敢大胆花钱,吝啬、怯弱、 保守.一个极为鲜明的“证据”便是:六降利率,撼不动五万亿存款. 

    作为一名经济学人,我很想借此机会同诸位前辈、同仁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增速放慢、消费不足的真正原因何在?到底应归咎于谁?

                                责任不在老百姓 
   “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① 分析经济问题当然要从消费入手。我们知道,决定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有收入、物价、偏好、政策等。下面,我们就从这几方面来逐一分析一下中国老百姓的消费现状和所谓“消费不足”的原因. 

   现有收入水平    应该说,从改革开放到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从1978年到1997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5160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6.2%.② 199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人均5425元,比去年增长5.8%.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160元,比去年增长4.3%.③ 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我国仍是一个农民占70%以上的农业大国.占全国人口七成以上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不到城镇居民收入的半数,况且这其中又有多少份额属于一般平头百姓呢?据专家估计,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有5万3千多亿元,而其中属于一般城镇居民的只有1.5万亿元左右,农民更少,只占1万亿元左右.④ 市场经济讲求民事主体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和一致,收入水平仍然偏低、所得份额明显偏少的平头百姓为什么却偏偏要负担起刺激消费的主要责任?无论从消费能力还是从防止两极分化的角度讲,占有中国80%财富的 20%的少数富人对增加投资、扩大消费都难辞其咎. 

   物价水平   由于中央加强了宏观调控力度,近年来物价比较平稳,今年甚至还有所回落.按说老百姓应该慷慨解囊,但实际情形却相反,原因何在?我想,如果把学杂费、商品房零售价、通讯费等打头单独开列,则物价明显上扬了许多.从上大学不花钱到连读研究生都将收取每年数千元学杂费,从福利分房到平均价格每平方米一千六百多元的货币分房,面对居高不下的费用,难免出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批天下寒士难开颜” 的冷清消费局面.据专家算帐,中国电信貌似降价,实则“堤外损失堤内补”,普通老百姓打不起几个国际长途电话,但却难以支付每月近达百元的市话费和长话费.不知国际长途的降价、长话与市话的提价到底是有利于刺激还是抑制老百姓消费? 

   长远投资   老百姓是最讲求实在的.消费和投资都要有眼光.但若是长远投资代价太高,则只好勒紧裤带过日子了.前面提到的教育和购房均属此类投资.现在,从小学读到大学,每个学生光是学杂费就要耗资一万五千元到两万元,加上生活费、日用开支恐怕不会少于四万元。在目前农村还允许生两胎的情形下,一个农民家庭为了供养孩子上学念书,又能有几文钱吃喝玩乐?1997年全国平均每个城镇家庭收入1.55万元,其中生活、保健、通讯开支已达74.7%,所剩无几。买二室一厅建筑面积在60平方米左右的商品房,按全国平均价每平方米1605元计算,约需9.6万元。若每月存入300元,需要30年!⑤ 不用说,若收入无大幅增加,那么这30年内都别想潇洒玩一回。话又说回来,如果长远投资也算作一种广义消费,你还能指责老百姓对“扩大内需”没作贡献吗? 

   预防储备   凯恩思认为,居民持有货币的动机主要有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我国目前60岁以上人口已达1.2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9.7%,且以每年3.2%的速度递增,2000年将进入“老年型社会”。⑥ “不怕你有十万百万,一场大病让你变成穷光蛋。”在目前医疗设施相对落后和保险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老百姓出于对死、老、病、残等不虞之变的恐惧而把一部分钱存入银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死抠“消费”,恐怕不太恰当。 

   边际消费倾向   经济学认为,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其中用于消费部分的比例将逐渐递减,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审视我国居民收入与消费。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到1997年实际增加2.1倍,而恩格尔系数则从57.7%减少为46.6%。⑦ 这一方面说明近年来在收入水平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消费水平增速较慢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同时也说明从食品支出中减下来的费用正在酝酿于新的消费。从1996年到1997年,我国农民边际消费倾向从0.712骤降至0.274,这其中与子女教育费用上升、农民负担过重不无关系。⑧ 

    收入预期   消费不仅取决于当前实际净收入,还受未来收入的制约。一旦预料到未来收入或收入的实际购买能力下降,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务实的老百姓决不会“今朝有酒今朝醉”。别说是老百姓,其实就是那些口口声声要老百姓掏腰包的经济专家们,在得知自己薪水减少或可支配收入降低时,也会为几毛钱一斤的大蒜而斤斤计较。在当前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中小企业也难以为继,而“下岗”又使人人自危的环境下,你怎么让居民们放心大胆地购物、旅游?真是“坐着说话不知道腰疼”! 

   国家政策   为刺激经济,鼓励超前消费,国家在今年3月初出台了信贷消费政策.可以预见,这一政策会对低迷不振的国内经济起一些灵醒作用,但缺乏配套制度或措施则使这一政策的效应大大弱化.我认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过惯了勤俭节约生活的中国居民不习惯于“寅吃卯粮”式的超前消费,而在于我国当前个人信用评估的缺乏和个人信贷制度的空白。没有可靠信用担保,被“呆帐”、“坏帐”吓怕了的中国银行谁敢给你放贷? 

                               不应忽略的几个问题

    我一直引以为憾的是,许多搞经济研究的同志习惯于匆匆从外国照搬经济模型,或是追逐时髦做“名词翻译”,对于问题只看表面,不问本质,迷信盲从,忽略了制约消费的深层次原因和特殊国情。 

   一、国企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住房改革、金融改革对刺激消费的“对冲作用”。改革是必要的、切中时弊的,但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国企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客观上增加了失业人数,造成了下岗人员总体收入水平的下降,而住房改革则使居民储蓄上升,减弱了降息对于刺激经济的积极作用,金融改革在避免呆帐、坏帐的同时又出现了“惜贷”。

   二、经济周期理论。现代市场经济,由于种种诱因,总会经过一个由繁荣衰退到繁荣的阶段性循环。近年来我国经济总体力量正在走弱,反映在GDP上已连续几年呈下滑趋势,业已表明我国经济正处于衰退的阶段。了解到这一点,也许更容易让我们接受当前经济不振的事实。我们毕竟还远未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三、收入统计数据的严重水分。在我国现行管理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下,许多官员从“政绩”出发,干预统计工作,致使“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愈演愈烈。在这种统计下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毋庸置疑地 被夸大了。统计工作的纰漏和地方官员的投机取巧致使老百姓蒙受了“不白之冤”。 

   四、制度安排的低效与“影子成本”过高。中央每年都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也下发了不少保护农民利益的红头文件。但农业发展依然缓慢,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工业的“附属品”,农民负担依然过重,在有的地方甚至高达每人每年270元。这无疑暴露出农村基层监督、民主、法制、科技推广制度的薄弱。同时,大量的腐败行为、“地下经济”严重败坏了市场秩序,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边际效率。 

   五、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政府投资作为一项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的作用是有效的。但政府投资效率普遍低于私人投资或企业投资,且易滋生腐败,对投资“挤进”的同时又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作用。去年1月至8月,政府公共投资增长了34.6%,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增长16.1%,私人投资则几乎没有增长。⑨ 这即是说,去年政府产生的只是“挤出”效应,并未启动民间消费市场。 

   六、政府与居民的“博弈”行为。在完全官定利率的国家,利率就是一张经济晴雨表,一块告示牌。政府屡降利率,等于告示民众:有效需求不足,经济不景气,需刺激消费。于是总有部分消费者反其道而行之,增加银行存款,实行保守消费,以备不虞。这种“博弈”行为实际上冲淡了降息的正面作用。卢卡斯对于理性预期和宏观政策的批评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经济低落,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全国人民包括政府、企业、居民都有责任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决不应把责任栽在老百姓头上。要扩大内需,当务之急和根本之策在于千方百计增加人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据茂宗同志计算,城镇居民收入每增长1.1%,城市消费品市场大体会增长1.05%;农民收入每增长1%,农村消费品零售市场大体增长1.18%。⑩ 同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少数先富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进一步完善减轻农民负担、个人信贷、反腐倡廉、技术创新和政府购买的制度安排。 

引文来源:

1.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通货膨胀》;
2、7. 《中国统计年鉴》;
3. 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4、9. 易宪容:《根子在于严重的制度短缺》,《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第12期;
5.李黎:《空置商品房卖给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二期;6. 赵顺义:《依托市场,搞好老年人才资源开发》,《中国统计》,1999年1月;
8. 朱春燕:《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储蓄替代行为分析》,《消费经济》,1999年1月;10. 茂宗:《尽快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经济学消息报》,1998年8月28日。

聂辉华 1999年4月6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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