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自西部大开发启动以来，有关的文献和观点异彩纷呈。本文概括出对西部大开发认识的十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运用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并结合后发地区的发展经验，对其进行逐一评论。最后，作者对西部大开发的前景作了展望。
关键词：西部开发，经济发展，后发地区
“西部”是中国当代的一个特殊经济概念，是相对于经济意义上的东部、中部而言的，在地理概念上包括大西北和大西南，即陕、甘、宁、青、新、川、藏、黔、滇、渝十省市区,加上广西和内蒙古，就是所谓的“大西部”。西部地区12省市区土地面积约672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70%，人口3.3亿，大约是全国总人口的1/4。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国家为发展西部经济，在“一五”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曾分别重点针对西北和西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1999年6月，中央号召开发西部，是第三次大开发，也将是规模、深度空前的一次开发。
响应中央的号召，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学界都为西部大开发献计献策，有关西部开发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下面，我们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十种观点进行一个回顾和评述。
观点一：西部大开发是一次大开放
欠发达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现代经济结构，包括现代化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市场结构。在全球化竞争的今天，现代结构靠内生或“内部萌芽”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必须从外部导入先进的理念、技术和制度，并迅速将其消化，才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并最终实现赶超。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对外开放的过程。对外开放的先导作用对于一个落后国家具有战略性的作用，对于一个落后地区同样如此。
因此，西部大开发要成功，西部地区要摆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抓住大开放这个龙头，以大开放带动大开发，走开放--发展--赶超的道路”（田秋生、刘力，2001）。循此思路，他们认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在于大开放，而大开放的重点是建立开放型经济。一方面，认为西部地区应该以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统一大市场为前提，切实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放弃机会成本较大的产品的生产而专门从事机会成本较小的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外部的资本、技术、人才和制度，配置新的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彻底摈弃传统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建立现代经济结构，在开放中实现发展和赶超。
在具体措施上，“开放论”提出了很多策略，如大力发展西部地区有比较优势的轻工业和生态农业，吸引国外企业到西部直接投资设厂，鼓励沿海地区企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开放金融、保险等垄断性产业的禁区等等。还有的学者提出建立某种贸易区，以区域开放带动西部全局开放。例如，董藩（2001）提出建设“缘西中国国际经济带”，把中国境内的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六省（区）以及境外接壤的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印度、越南等十四个国家的全部或部分区域整合起来，构建一个国际经济地带，开展双边互惠贸易与生产，以此推动沿边开放的步伐。还有学者借鉴“新功能派”和“经济圈”的区域整合理论，提出开发湄公河次区域，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的国家来说，应采用多种整合模式来发展各地区的区域合作（杨洪常，2001）。
韩国、新加坡的发展实践证明，落后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先进的理念和制度，导入资金、技术、管理，在合理的前提下让渡一定的土地、市场，的确能够加速现代化的实现。不仅新兴工业国家如此，连深圳、浦东的飞速发展也可以证明这点。必须指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不仅应包括国外和港澳台，还应该包括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在机会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在引入资源、技术、资金方面，应该是先国内，后国外，避免重复引进和浪费外汇。
在引进的各种资源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先进的理念和制度。理念不解放，制度不改革，光是资金、技术的累积是不会产生“起飞”效果的。所以，西部大开发应该是一次理念、资本、技术、制度等全方位的大开放。
观点二：西部大开发是一次大创新
传统的边际收益递减率认为，任何一种生产要素，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其每增加一单位所创造的收益将随着投入量的增加而递减。我国实行的三区域梯度发展政策导致大量资金、劳力等生产要素大部分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的发展更加受到掣肘。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是边际收益递增的并可低成本复制，生产要素与知识创新相结合会使边际生产力非线性爆发增长。因此，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关键在于立足创新，以知识资本的积累与发展为突破点，在与传统资本相融合的过程中带动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成倍提高。
“创新论”提出以作为主体的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教育培训机构、中介机构以及政府组成的创新体系，并大多提出以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基本创新维度。理念创新主要是解放思想，从外部导入先进理念，改变西部地区普遍轻视商品经济、害怕商品经济的落后意识，消解类似重庆人的“山城文化”（聂辉华，2001）、陕西人“固守八百里秦川”的观念，真正让西部人在思想意识上接受市场经济；同时各级地方干部更要更新观念，勇于在投融资、引入人才等方面有所创新。技术创新是通过引进、模仿、开发高新技术，通过重组和市场选择，使产业中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生存和发展下来，在市场分工中形成密切协作的创新产业群，支撑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并进而带动下一波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属于企业管理、营销等微观层面的创新，主要表现为通过信息技术将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关因素网络化，实现柔性生产、灵敏制造以及流程优化从而实现产业组织的整体进化。
至于制度创新，则更备受重视。有学者甚至认为（林光彬，2001），东西部的最大差异在于制度差异，认为制度是第一生产力，西部地区要实现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从轻视民营经济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从人治到法治等一系列的强制性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有学者深刻指出，西部地区存在五大制度障碍：（1）法权障碍：立法不监督，执法不遵守法，依法难享有法，红头文件大于法，领导讲话胜过法，计划经济下的法律法规仍处于主导地位；（2）产权障碍：产权不清，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与收益，公用草地过度放牧、种植、开发，改革政策说变就变；（3）行政权障碍：行政审批环节过多，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4）知情权障碍：法律、法规、政策缺少透明度，上级文件不执行，民情民意难上达；（5）自主发展权障碍：政府发展权取代个人自主发展权，官员的发展思想取代民众的发展思想。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创新就是创造性地破坏”，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也是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周期性从而实现赶超的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创新，特别是制度和理念上的创新，西部地区即便引入了技术、资金和管理方法，也缺乏接受并内化这些要素的心理基础，实现大开发只能是一句空话。正如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所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人们提供种类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而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的基础上的。”可见，西部大开发不仅要开西部的物质资源，更要开发西部人们头脑中潜藏的创新意识。事实上，东部地区之所以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就是因为东部地区率先进行了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
观点三：西部大开发是一次大投资
按照罗斯托的“起飞”理论，欠发达地区要实现经济“起飞”（take off），必须要有一个较高的投资率，“大推进”理论（big push）也支持高投资量的合理性。而民间资本有限且难以集聚，要克服资本障碍，政府必须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投资。 从上述理论出发，相当多的经济学者认为西部大开发应当倚重以政府为主导的大投资，包括对物质资本的投资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投资论”认为，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如果不能突破这一“瓶颈”，引进的外资、技术、人才就无法“落地开花”，而且基础设施的建设无论如何对当地经济发展都有所裨益。应当说，国家对西部的交通运输、通信网络、城乡电网、水利水电等基础设施都下了大决心进行了大投入。铁道部门规划在未来20年内在西部新建1万公里铁路，建成包头--柳州、西安--南京等南北和东西走向的铁道大动脉；交通部门规划在未来10年新（改）建公路35万公里，构建西部地区公路骨架网络；航空部门也透露要在西部地区增建一批国际航空港和支线机场。此外，还有“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以及三峡工程等耗资巨大的基建项目。生态建设方面，主要是对长江、黄河上游天然防护林的禁伐，在西北、内蒙古等干旱风沙区建设生态公益林，以及推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
在研究中，我们注意到，相当多的论文谈到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认为西部大开发不是科技先行，不是环保先行，也不是基础设施先行，而应是人力资本投资先行。他们引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以及贝克尔的观点，认为许多国家的工业化实践证明，人力资本存量的迅速扩大是构成国家财富的最终基础，人力资本的投资贡献高于物质资本的贡献。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相当匮乏，1999年的统计表明，西部地区10省区中有9省区的不识字的从业人员比例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回归计算显示，整个西部1990年的教育创造的GDP不到北京的一半，与东部差了7倍（马饶、徐浪，2001）。因此，他们提出“人力资源是西部开发的第一资源”（白永秀、郭俊华，2001），主张树立人力资源开发的新观念，加大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力度，深化用人体制改革，建立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新机制。
毋庸质疑，处于“起飞”前期的落后经济，没有一定量的投资是不行的，尤其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能够意识到人力资本的作用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已经很有远见。问题在于，一方面，国家资本有限，目前的财力不可能支持持续的大规模资金投入，对于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周期相当漫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空间有限，还有可能使宏观经济从通货紧缩进入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单靠国家大笔资本投入，西部地区政府若不能适时转变观念，还是推行计划经济的那一套，经济组织没有专业化、市场化，各项制度没有创新，大量的投资就会造成大量的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国家的投资就会形成沉淀资本，搞不好会重蹈东部地区乱开发、乱建设的覆辙。此外，如西部地区企业效益不好，人才的就业预期不高，即使培养出大量人才，西部恐怕也留不住。要使民间资本在国家资本之后跟进，就必须改革现有的观念和制度，为民营经济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大开放”和“大创新”。
虽然有的学者提出开辟西部资本市场，加强国家对西部地区的金融倾斜政策，建立西部区域性银行，增设证券交易所，以及推行“资源证券化”等有益举措，但金融若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只会吹大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泡沫，给银行增加更多的不良债务。
综上所述，“大投资”仅仅是一种政府启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只“手”，还需要借助其他的“手”。
观点四：西部大开发是一次大跨越
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李斯特的“动态比较费用学说”以及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late-developing advantage）学说，后发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相对落后和迟缓会形成有利条件或各种机遇（王必达、田淑萍，2001）。“后发优势”的实质在于“替代性”（substitution），即存在多种途径达到同一种效果或者是从事相类似活动的可能性。后发经济体可以充分利用这种替代性减少学习成本，节约资源和时间，少走弯路，加速经济“起飞”。由此，西部地区完全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跨越论”认为，西部地区在实现跨越式发展时，拥有以下后发优势。（1）制度的后发优势，西部地区可以向先发的东部地区的制度学习，通过仿效、消化进而创新实现制度的收益。具体包括：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通过民营经济带动、盘活存量国有经济；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借鉴东部地区的经验，用适度的政府手段弥补“市场失灵”；吸取东部沿海地区在区域开放、开发方面的失误教训，避免项目的重复建设和技术的盲目引进。（2）技术的后发优势，主要指在先进技术的引进、配套、合作开发方面可以节省成本，及时跟踪国外一流水平，走“探求西部技术需求--寻找同类先进技术形态--技术引进--小范围实验性应用--适应性技术改良--自主创新--大范围推广”的技术开发路径。（3）产业的后发优势，西部地区完全可以选择自己有比较优势的某些高科技产业，作为突破口来跟进当代世界的前沿科技产业，以防永远落伍。在电子信息方面，成都和西安拥有全国知名的研究院所和大学，有相当数量和规模的相关企业（其中不少是当年“三线建设”时从东部迁入的），可以选择电子信息产业作为高科技龙头产业，带动相关产业的连锁发展。此外，“建设三线”积累的重化工业、加工制造业、特色农业和旅游业也都可能借助后发优势而后来居上。
西部地区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实现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重点应该是农业、农民、农村的大跨越，否则“大跨越”就会变成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因为农业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就会形成对工业的制约，工业也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到头来又得对农业进行“跨越”。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应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经济模式上：西部地区必须下决心摆脱过去的计划经济思维和框架，避免过去开发中的城市化偏向，把大开发的着力点放在解决好“三农”问题上，探索富民兴区的新路子，避免经济发展中的城乡差距。（2）经济形态上：西部地区的农业开发要从传统的自给自足形态转变到产业化、市场化形态，从传统粗放型农业转变到现代集约型农业上来。首先要在广大农民和牧民中宣传商品经济观念，改变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格局，加快农业专业化、产业化、市场化进程，因地制宜地发展具有市场需求和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技术产业。其次，要针对纠正农业过度垦殖、生态严重恶化的局面，以中央提出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为契机，引进市场机制和先进农业技术，建设绿色生态农业园区，改善农业布局。（3）经济战略上：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要跨越布局分散、重复建设的发展阶段，避免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暴露的规模小、污染重、布局散、结构趋同且与农业关联度小的弊病，“在区位布局上要以农村小城镇为依托，以工业小区为载体，实行集中布局。在产业选择上要以当地资源开发特别是农产品原料加工和深度开发，农产品储运营销和服务业为主。”（李钦文，2001）
有必要指出，“大跨越”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跨越”，也不是哪里都可以“跨越”，应该是不同的地区根据不同的经济基础和比较优势，选择不同的产业或部门，在不同的阶段进行适度的“跨越”。如果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了脱困或政绩就急功近利，盲目跨越，势必给本地区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并影响政府政策在百姓心中的威信。“大跨越”如果没有经济模式、经济形态、经济战略上的大转变，将是纸上谈兵。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大跨越“要有“大创新”，而不是单纯地学习先进国家或地区的跨越经验。例如，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东部沿海地区是依靠出口导向，而西部地区由于在交通、环境、经济基础方面的差异，某些省市可能更适合发展外向为辅、内向为主的经济路子。在发展阶段中，可以跨越工业国家和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上的矛盾，避免先破坏后治理的恶性循环，走出一条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观点五：西部大开发是一次大跃进
有人认为，经济的发展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不能急于求成、盲目赶超。当前，西部地区的现状不容乐观，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GDP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60%；企业经济效益差，国有企业包袱重；产业结构层次低，近2/3的劳动力仍滞留于第一产业；工业结构演化成逆转趋势，西部地区工业占全国的分额日趋下降；投资环境不完善，基础设施不健全；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科技人员和R&D投入少；对外开放程度低，吸引外资十分有限；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污染十分严重。
西部地区在这样的经济基础和自然禀赋下，又不可能迅速进行观念、意识、制度等固化因素的改革，西部大开发很可能最终沦落成“大跃进”，只不过是重新上演了50年代“超英赶美”的“神话”而已。
归纳起来，“跃进论”的担忧主要源于以下几点：（1）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十分薄弱，难以承受瞬间的大投入、大开发，缺乏科学的论证和规划，会造成资金的浪费；（2）西部地区商品意识差，“民智未开”，难以接受市场经济的思维和做法，大部分地方官员和百姓仍然固守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在缺乏理念和制度创新的前提下，在地方分权竞争的体制下，几百亿资金就会通过行政的方式，以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方式耗散；（3）西部地区农业人口庞大且多数处于贫困状态，在目前中国没有解决“三农”问题的形势下，根本不可能使西部地区真正脱困致富；（4）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劣，大量缺水（如甘肃），许多地方不适合人口居住，最经济的办法是西部人往中部、东部迁移，而不是花大量的钱做相反的事情。
客观地说，“跃进论”不无偏激之处，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上看，综观世界各国在开发落后地区或者进行工业化的历史，中国西部所面临的困难并非不能克服，而“跃进论”的依据实际上是难以站住脚的。（1）正因为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化程度不高，才需要国家进行必要的前期大投入，以创造较好的经济环境、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引致民间资本的跟进。否则，单纯依照经济原则，恐怕没有多少企业家会选择西部投资。（2）思想观念、经济意识不是一成不变的，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伴随西部地区市场经济的引入和自然经济的分崩离析，还有西部城市与东部城市的交流互助，商品经济意识、市场经济观念必将在西部地区得到普及。实际上，人口的流动就会带动思想的流动，改革开放20多年来，西部地区民工潮一波高过一波，已经给本地落后的观念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东西部干部交流也有利于西部地区解放思想。（3）农业问题不仅存在于西部地区，也普遍存在全国各地。关键的问题在于是用工业经济时代的观念还是用知识经济时代的观念来看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本身的边际收益递增效应和非稀缺性，知识创新和传统资本的结合，使西部这样的落后地区完全可以借助“后发优势”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基础上解决“三农”问题。（4）生态环境恶劣固然是个大问题，但西部地区工业化程度不高，治理环境污染的机会成本还相对较小。如国家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资力度，狠抓防护林工程、水利水电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不仅有望治好环境，还能借机发展西部地区特色生态农业。事实上，陕西省实行“退田还林（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政策之后，环境状况已经有所好转。
美国的西部开发同样筚路蓝缕，但借助社会化的私人资本（股份制）和灵活的土地制度，使环境恶劣的美国西部变成物产丰饶的重要种植园和粮食基地。此外，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能源、矿产和生物等资源在全国居于前列。例如，水能理论蕴藏量占全国的82%，天然气蕴藏量占全国陆上天然气总量的86%以上，有近30种矿产资源储量居全国首位，这些都是不可低估的优势。
观点六：西部大开发是一次大破坏
自古以来，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就是一对交织的矛盾，在这一点上，西部大开发表现得尤为突出。相当多的论文提到要保护好西部宝贵而又脆弱的生态环境。在调研中，不少学者尖锐地指出，处理不好这对矛盾，搞不好西部大开发就成为“西部大破坏”。
众所周知，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新、马、泰等新兴工业国家，以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实践都不容回避地表明，经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它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走了“发展经济棗破坏环境棗经济发展棗治理环境”的路径。问题在于，西部地处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区，是中下游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也是我国许多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物的最后栖息地。一旦被破坏，“修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破坏论”举出了一系列详实的数据来说明西部开发对环境的破坏。例如，有学者认为交通部投入上千亿建设的8条线路，民航总局建设的几个支线机场，预计要占用西部地区数万公顷土地，其中包括大量耕地；经济加速发展将与耕地面积大量减少高度正相关；西部开发后，大量人口将涌入西部，而每增加1人，仅解决住房、交通、通讯、供电和堆放废物就要多占用0.08公顷土地。
由此，“破坏论”认为，在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热中，如若不能处理好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关系，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专家的科学论证，或者在口头上强调两者协调发展，而实际上仍是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经济效益，轻生态效益，西部大开发就会造成新一轮的大破坏。在西部大开发中，受到严重破坏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自然环境，如三江源，草地，地下水，以及三峡、九寨沟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文环境，如丽江古城，敦煌石窟等；各种珍稀动植物，如大熊猫，藏羚羊，银杏等；甚至有的学者忧心忡忡地指出，西部开发会对原有的民风造成不利的冲击，会将大量的现代“垃圾”和不正之风带坏淳朴的少数民族部落生活，届时象摩挲族这样的原始部落恐怕会从此消失。
诚然，经济建设对周遍环境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应该明确，它们不是天然对立的。前面谈到，后发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具有“后发优势”，能在不脱离实际的前提下实现发展战略、路径的跨越式发展。在西部大开发中，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认真汲取西方国家和我国东部地区工业化的教训，一开始就全盘规划，科学布局，在经济建设中强调“环保要先行”，对环境保护以防为主，治防结合，相信建设一个物产富饶、山川秀美的大西部是完全有可能的。事实上，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已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列入今年四件重头戏之一。关键的问题在于环境保护要切实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安排上来，例如，可以考虑把环境保护程度作为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城镇规划或上新项目必须有环保方面的专家参与，对破坏环境者予以严厉的惩罚，等等。事实上，优美俊秀的环境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可以带来滚滚财源。调查中我们发现，西部12省区中，无一不把旅游业作为本地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此外，有学者提出，可以收费方式落实东部对西部资源保护的支持。理由是，长江、黄河源自西部，但中下游省区也是受益者，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市场经济原则，可以收取类似于高速公路维修保养费的资源维护费。持该论者认为，只要从中下游省市区的总收入或是经济年增长数额中收取相当低的比值，应该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影响不大，却可以对西部的自然资源保护起到极大的作用（王晓燕，2001）。预见到西部大开发的环保问题，中央也出台了系列文件，来帮助西部地区改善生态环境。如，2000年中央投入19亿元在长江上游和黄河中上游的陕西、甘肃等13个省市区174个县开展退耕还草还林试点工作。
观点七：西部大开发是一次大开花
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认为，一国或地区发展经济的策略应是维持失蘅。导致均衡的破坏是经济发展的理想状态，在一连串的非均衡中，一种非均衡推动了经济发展，结果它又带来新的非均衡，如此不断循环，使所有部门或地区都跃至更高的经济阶段。
非均衡理论在后发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丰富的实践支持。部分学者认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全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战略，也是西部大开发应采取的战略。虽然存在东部、中部、西部三个不同的梯度，但就西部地区而言，由于历史、文化、政策等因素影响，12省区之间及其内部也是千差万别的。有些城市，如西安、成都，发展程度早已超越了东部的一些普通城市，而有些农业比重较大的地方，如宁夏，还有大量的未脱困人口。可以说，是现代化的机械大生产与原始的手工劳动并存。在这种生产力水平多层次性的格局下，西部大开发应该实行“点线面”的“大开花”式开放。
“开花论”对于“点、线、面”的划分各不一样，但基本思路则雷同，笔者将其概括为：选准点，拉好线，铺开面。
“选准点”，即选择对本地区有重大经济战略意义的重点城市或者中心城市，通过政府优惠政策将其扶持为对外开放的“经济增长极”，利用“极化效应”获取集聚经济效果，创造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以此带动周遍地带发展。例如，四川省可以选取成都作为“极点”，陕西则可以选取西安作为“极点”。“拉好线”，实际上是选取贯穿“极点”的交通主干线，对主干线上的几个城市进行重点开发或开放，以这条轴线上的“点”，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鲁舟等（2001）认为，西部地区的长江动脉、陇海兰新铁路等交通要脉上集中了一批有一定辐射力和吸引力的中心城市，建议将沿线中心城市、沿岸中心城市率先对外开放，以沿线、沿岸中心城市为支撑点和辐射点，联为一线。“铺开面”，实际上是以“极点”为圆心、以“轴线”为半径的圆形或扇形区域开放。前面提到的“缘西中国国际经济带”、“湄公河次区域”均属于此类。
“开花论”的观点值得注意。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经济系统是开放的，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平衡--近平衡--非线性远平衡--平衡”的往复循环过程。东部沿海地区的飞速发展正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
笔者认为，“极点”不仅可以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也可以是一个主导产业。人们往往注意到中心城市作为地理上的“极点”所产生的“极化效应”，但却常常忽略了主导产业作为经济空间上的“极点”也可以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极化效应”。主导产业的“极化效应”包括三个方面：（1）前瞻效应，主导产业的适度超前发展，能够引起新的工业活动效应，为其他新产业的出现提供可能，也为新的“产业极”的产生奠定基础。（2）旁侧效应，作为“产业极”的主导产业的发展会引致相关平行产业的需求和供给，从而带动一组产业的发展，形成“产业线”。（3）回顾效应，很明显，主导产业的“点”、“线”式发展会产生对投入要素的大量需求，以点带线，最后形成“产业面”。须知，作为产业意义上的“点线面”与作为地理意义上的“点线面”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个中心城市要成为“极点”，势必有一个或数个主导产业为支撑，而中心城市由“点”及“线”，最后形成“面”的过程，岂非就是主导产业的三种效应的必然结果？笔者认为，对于一些中小地区而言，若没有“中心城市”，却可以有主导产业。依托若干个主导产业的“极化效应”，拉开“产业线”，最终形成“产业面”，也可以实现中心城市的“点、线、面”式的开发或开放效果。
观点八：西部大开发是一张大画饼
自古以来，历届中央政府都没有对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等闲视之。从秦朝囤兵河套地区，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到清朝对达赖喇嘛的赐封，以及建国后中央两次对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西部地区一直就是中央政府政治棋盘上的重要棋子。因此，有少数学者认为，西部大开发实质上是一张“大画饼”，开发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画饼论”认为，促使中央开发西部的“政治砝码”是因为西部地区聚集了我国80%的少数民族。如能让聚居于西部和陆地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加快经济发展，让各民族能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与利益，从而使愈来愈多的少数民族共享繁荣，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利于巩固国防，维护社会稳定。同时，西部地区矿产丰富，煤、石油、天然气以及各种军工稀有金属大部分分布在辽阔的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成了国家战略资源的储备库。在当前面临资源威胁的世界环境下，开发西部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远见。更有学者从国际战略格局出发，认为“冷战”之后，世界格局仍然不利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美国已经悄然在日本、韩国、菲律宾、朝鲜半岛等远东地带布置了一个针对中国的扇型包围圈。而中国的经济基础大部分位于东南沿海，一旦战争爆发，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威胁。因此，适时地将经济重心从东部转移到西部腹地，无疑是一种高明的考虑。“画饼论”还批评西部大开发雷声大雨点小，会议多措施少，大开发成了“大开会”。
笔者个人认为，“画饼论”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政治远见。但认为西部大开发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却是笔者不敢苟同的。我们并不否认，西部大开发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本身就是实践邓小平先生“两个大局”的思想，也是中国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需要。仅仅从目的上来区分西部大开发是政治意义大还是经济意义大并无多大意义，我们重点应关注的是，西部大开发的实际效果，即这一举措是否有效改善或提高了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
作为一项国家大计，当然有其政治上的意义，但西部大开发的确将使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获得实质性的提升。首先，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富民扶贫工程。我国现有大约5000万人口尚未脱贫，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区。当前，西部地区的脱困进入了一个攻坚时期，渡过这一时期需要外部环境有一个质的改变。而西部大开发无疑为当地人民脱贫致富送来了东风。仅以今年国家在长江和黄河中上游推行的“退耕还林（草）”工程为例，国家通过对退耕还林（草）的农户进行每亩每年200-300斤粮食补贴，再加上每亩20元的现金补贴，可以使处于试点区内的大量贫困户直接受益。其次，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使西部地区加速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央决定，铁路投资1000亿，公路交通投资7000亿，科技部提供5000万启动专项行动。这些大笔资金的投入，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并使部分地区提前发展，造福后代。许军（2001）等认为，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与客运量、民工潮的涨落呈正相变量关系，国家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基建投资，必然会为西部地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第三，国家把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作为今年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的四件重点大事来抓，投入巨额资金来保护西部地区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并支持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变环境资源为经济资源。第四，国家为支持西部地区发展经济，出台了一系列对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比如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帮助西部吸引外资进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在资源使用方面给以当地政府更多的税收分成，人事部对去西部地区就业的人口放松户口管制，在投融资方面给予西部地区更多的灵活政策，加强西部地区高校基础建设，等等，都将切实有效地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果西部地区能充分用好这些优惠政策，自身能解放思想，进行技术、组织、制度的创新，西部地区的经济起飞并非是空中楼阁。
经济决定政治，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当今，世界各国进行竞争的实质是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国要在21世纪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要实现现代化，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首先要有国内经济的协调发展，不开发西部地区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大开发的经济意义也应大于政治意义。
观点九：西部大开发是一次大转移
西部地区12省区占全国人口的1/4强，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为全国的15%左右，购买力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都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之东部地区更是十分悬殊。因此西部地区的居民许多最起码的需求都由于收入硬约束而难以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所以，部分学者认为，西部大开发首先是内需的大转移，从东、中部转移到西部。林毅夫（1999）等人的“新农村运动”理论更是为“转移论”提供了理论证据。由于当前经济低迷，内需不振，出口又受世界经济普遍萧条的不利影响，要支撑经济的适度发展，就必须开拓广阔的农村市场，而农村市场目前购买力最没有得到饱和的无疑是相对贫困的西部地区。
不仅是内需的转移，有学者认为，西部大开发更是产业结构的大转移。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分工全球化，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大整合、大转移在所难免。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工业制成品和一般加工品上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失去了比较优势，而中国的劳动力是全世界最便宜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得益于吸收了欧美发达国家已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起步于从日本、韩国以及港澳台等地吸收了产业转移。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的成本也开始上升，而资源也相对紧张，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开始失去了比较优势，西部地区正好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和便宜的劳动力，因此西部地区可以接东部地区的“班”，把发达国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接受过来，逐步变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
不仅世界范围内一些在发达工业国家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转移到西部地区来，而且原属于东部地区的某些尚有发展空间的产业也可以提前转移到西部地区来。一些学者（周学，2001）认为，西部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资源品和农产品来换取东部的轻工业品。对于东部来说，人均收入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高消费阶段），本应让出一部分轻工产品市场，致力于发展住房、公共交通、信息技术和重化学工业，及时实现经济的转型和升级。这不仅有利与西部地区的轻工产业发展，也有利于东部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
“转移论”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来分析问题，不无裨益。根据哈佛大学教授拉门德·弗农（Raymond Vornon）的理论，一个产品包括成长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期三个阶段。成长期的研制、中试、消费一般在美国等发达工业国家进行，成熟期的产品一般在中等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国家获得推广和应用，而到达标准化期时，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已经是世界性的了，生产基地就应转移到工资成本低的国家来进行。因此，若能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十分便宜的绝对优势，接受国际范围的产业大转移到西部地区，对于西部地区的经济起飞是大有裨益的。
但笔者认为，在所谓的产业大转移过程中，要注意两种不良倾向。一是产业不分好坏优劣，西部地区全盘接收，一些在东部地区属于污染重、规模小、生产不规范的小造纸厂、小煤窑、小钢厂纷纷躲进西部地区，既破坏了国家的产业政策，又给西部地区带来了各种隐患，西部地区要保持一定的警惕，不能“来者不拒”。二是西部地区在产业接收过程中，急功近利，不思进取，一味地依赖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忽视了要培养本地的生产力（聂辉华，1999），一旦日后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提高，这些当初接收的没落产业却又往哪里转移呢？所以，西部地区一方面要接收本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另一方面更要注意培养自己的经济实力，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
观点十：西部大开发是一次大洗牌
中国幅员辽阔，自然地理、资源禀赋和社会文化呈现纷繁复杂的多样性，表现在经济水平则是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因此，从地理和经济意义上，中国被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块。东部地区交通便捷，经济基础相对较好，但自然资源相对稀缺；西部地区则相反，经济基础差，但自然资源相对丰饶；中部呢，只能含糊地说介于两者之间。东部凭借较早地对外开放、政策优惠和制度创新，率先逼近现代化；西部乘大开发之风，也将获得一个空前的发展机遇。那么，中部怎么办？一些学者毫不讳言地指出，西部大开发将改变原有的“东、中、西”三个经济梯度，是对现有经济格局的“大洗牌”。
事实上，处于中部地区的江西、河南、安徽等省，在财政收入和GDP收入上大多处于低收入地区（胡鞍钢，1999），某些省经济发展水平甚至比西部地区都不如。以江西为例，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课题报告分析，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江西的“可持续发展总能力”排名第18位，其中“生存支持系统”和“发展支持系统”两项指标均落后于广西、重庆等西部省市，“社会支持系统”指标则落后于四川、西藏，“智力支持系统”指标则落后于陕西、宁夏，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被估定为2053年，落后于西部的陕西，与广西、内蒙古、重庆相差不过3年。因此，不少学者担心，由政府主导的西部大开发将使西部地区一批省区脱颖而出，但也将使一批中部省份落于“西部”版图。
“洗牌论”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经济战略的变动必定引发经济格局的整合。但是，世界各国的发展都表明，均衡式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经济只有在非均衡中才能良性发展。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必定也是沿着“平衡——近平衡——非线性远平衡——平衡”的路径来获得整体发展的。就一国内部而言，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区域竞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区域领先，有的区域暂时落后，但不会有区域被淘汰出局。正是在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中，各区域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若陷入某种“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则反而会使整体经济失去活力。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中部地区也可以学习、利用西部地区摆脱贫困的经验，同时还可以在现有的框架中不断创新出新的、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只有在你追我赶中，全国经济作为一盘棋，才能活起来。
在对上述十种观点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评述之后，展望未来，我们认为，西部地区将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良机，无论是优惠的政策、雄厚的投资、丰饶的自然资源还是民众的支持，都将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迈上一个更高更好的台阶。同时，我们也预见到，西部地区面临一系列挑战，比如市场经济意识的普及还需时日，资源品的地位仍将相对降低，西部不缺劳动力但匮乏高素质的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形成加剧了市场竞争，加入WTO会对西部地区的产业造成进一步的冲击，等等。但我们仍然对西部经济的发展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从长远来看，东西部经济差距将进一步缩小，西部地区将形成一批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群，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如关中地区、成渝地区也将迅速崛起，随着西部地区经济条件的逐步改善，大量的民间资本也将跟进，从而为西部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增长动力。
完成于2001年10月28日
修改于2001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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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月才：《新编工业经济学》，同心出版社，1995年
2、胡鞍钢：《中国发展前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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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
A Review of some Viewpoints about Western Development
Nie huihua Li haijian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y, CASS)
Abstract: There are severs of literatures and viewpoints about Western Development since it has been started. This paper lays out ten representative viewpoints about Western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we review them with modern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experience of late-developed entities. After reviewing mail of them, we forecast the prospect of Western Development.
Keywords: Western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te-developed 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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