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攘攘，皆为利来；天下熙熙，皆为利往”。自古以来，人们以各种手段、怀着各种目的，追求财富，追逐利润，只不过由于时代背景不同而表现迥异。与其说今天的时代是所谓的 “知识经济时代”、 “信息化时代”、“读图时代”、“e时代”，不如说是“不确定时代”。科技突飞猛进、局部纷争不断、经济政治全球化，导致了人们价值观念的裂变。在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球村里，观念不断变化了，而技术手段又如此先进，你说还有什么事情是确定不变的？过去我们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但是你看SARS的来临，说来就来，一下子就直接殃及全球！过去我们奉为圭臬的金科玉律、理念原则、经济规律，在这个不确定时代都开始失灵，也许“只有变化才是唯一的不变”。因为时代变得不确定了，传统的获利机会更稀缺了，因此人们逐利的方式就更加与以往不同，也因此我们才看到各种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形态，比如说什么“选美经济”、“拇指经济”、“病毒经济”。这些经济现象不像“知识经济”那样，都显得那么崇高和高科技，但是却是不同经济主体——政府、企业、个人——面对潜在利润的正常反应，我姑且称之为“另类新经济”吧。
我们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但是不料却又走进了“过剩经济”。现在的问题不是有钱买不到东西，而是有了东西却卖不出去，这也是拜现代科技之福吧。东西卖不出去，经济就会萧条、衰退，因此政府义不容辞地就要救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只要是能刺激消费的方子，来者不拒。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就在其鸿篇巨制《通论》中，给政府出了个好主意，拿个瓶子，装些钞票进去，找个地方深埋，然后鼓励大家去挖，说是直到瓶子被找到之前，就业机会就被创造出来了。主意倒也不馊，只是不知道要装多少美金进去才行。现代经济学家变得更聪明了，手段更高级了，认为关键是要发现、创造、扶持一个新兴产业——美其名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产业最好是具有足够的关联效应，能够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而举办“奥运会”就是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奥运会是当今最具国际化的盛事，一场奥运会可以带动房地产、旅游、交通、通讯、传媒、环保、教育等十几个产业的发展，对于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大有裨益，可谓“奥运经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给南加利福尼亚地区带来了32.9亿美元的收益。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更是让加泰罗尼亚地区赚了个盆满钵溢，收入高达260.48亿美元。2000年悉尼奥运会则使澳大利亚进项63亿美金。更绝的是，甚至就在奥运会举办前几年，主办国家和城市就开门招财进宝了。中国北京在2001年获得第29届奥运会主办权之后，据权威部门估计，从2002年起至2008年中国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额外提高0.3%，总计为1.376万亿元。而单就主办城市北京而言，大约每年GDP可多增长100多亿元。奥运会既然具有如此灵丹妙药般的作用，怪不得那么多国家的政府为此不亦乐乎地竞争，甚至动用了国际影视明星和跨国公关机构。不过，在1984年前，奥运会可没有那么炙手可热。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给蒙特利尔带来了超过10亿美元的债务，以致申办奥运会几乎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第23届奥运会的申办城市最终只有美国洛杉矶一家。是金融家尤伯罗斯的商业运作模式将奥运从“蒙特利尔的陷阱”中拯救出来，洛杉矶不但没有亏损反而获得五亿美元的盈利！不确定的时代，给逐利者带来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机会。尤伯罗斯无疑是一位天才的企业家，他成功地经营了奥运，也给各主办国政府带来了财运。
遗憾的是，奥运会是几年一届，可遇而不可求。人们很快又找到了一个具有类似功用的“替代品”——那就是搞会议展览。与“奥运经济”相比，“会展经济”虽然在国际影响方面远为逊色，但是也有优势。比如，成本较低，见效特别快，消费档次较高，并且同样能带动多个相关产业发展。1999年昆明世博会，政府共投资216万元人民币建设218公顷的场馆群及相关设施，使昆明的城市建设至少加快了10年。在国际上，展览业的产业带动系数为1:9，即展览收入如果是1，那么相关产业的收入为9。会展经济的“乘数效应”如此显著，怪不得每年的大小国际会议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据国际会议组织国际大会和会议协会ICCA统计，每年全世界举行的参加国超过4个、参会外宾超过50名的国际会议达40万个以上，会展经济的市场价值高达2800亿美元。瑞士的日内瓦，德国的汉诺威、慕尼黑，美国的芝加哥，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及新加坡、香港也都是国际著名的会展城市。我还以为会议多是中国特色呢，没想到老外不比我们差。但人家是经济利益驱动，用办产业、办经济的思路来办会议。不过中国人不笨，北京、上海、大连等城市明确将会展业纳入重点扶持的都市型产业，“会展经济”的提法甚至进入了一些中心城市的“十五”发展规划。举办国际会议和展览也有不足，一是让大中城市占尽风光，二是时间次数也有限，毕竟不可能天天都搞吧？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又出现了——“旅游经济”、“休闲经济”。从空间上看，它把会展经济延伸到四面八方，哪里有景点，哪里就可以搞旅游；从时间上看，它把会展无限延伸到每一天，哪天不可以去旅游？为了给那些上班族留够时间，政府把“五一”、“十一”等法定假日加长到一周，可算是为刺激旅游经济鞠躬尽瘁了。正所谓“天长地久有尽时，刺激经济无绝期”。
“奥运经济”、“会展经济”和“旅游经济”能够繁荣昌盛，离不开现代科技的进步。要是没有发达的传播技术，奥运会不可能汇聚全球37亿观众的目光。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创新的典型例子，莫过于“拇指经济”的出现了。花上1毛钱，用拇指摁几下手机，就可以自由收发短信息、天气预报、幽默故事等；花上更多钱，还可以得到邮件提醒、个股点评、图片、福利彩票等信息服务。话费再便宜，也不会比短信更便宜，何况它如此丰富多彩。因此，伴随着手机在青年人中的普及，短信业务在2000年后突飞猛进，成为手机增值业务中增长最快的业务。据说，菲律宾每个手机用户平均每天发25条短信，每天短信总量超过4000万条，世界首屈一指。以致有人称马尼拉为texting capital（文字信息之都）。凭借后发优势和庞大的消费群，中国在这方面可谓后来居上。中国手机用户已经达到2亿，2003年短信市场的规模将达到1600亿条，比2002年翻了一番，由此产生的收入将高达150亿元。中国庞大的“拇指经济”，最关键的是“移动梦网”商业模式的成功，使得终端设备制造商、移动运营商、内容服务商和终端用户之间能够相互配合，达成多赢局面。“拇指经济”使消费者降低了平均话费，给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带来了巨额收入，更让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告别亏损，短信业务的收入占门户网站总收入的30％以上。如此看来，技术创新、规模经济，再加上成功的商业战略，不仅可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经济，而且还可以挽救其他的经济。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对潜在利润的追求，经由“看不见的手”而改进了社会福祉。
不过，通信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达，带给世人的也不全是天使，还有恶魔。计算机病毒就是这一恶魔般的产物。借助于因特网，病毒一夜之间就可以殃及全球，从而给计算机用户带来巨额损失。据美国Computer Economics推算，从2001年年初到8 月底，包括杀毒和文件恢复等因病毒造成的损失高达107 亿美元，其中造成损失最大的病毒是红色代码（损失额26亿美元），还有感染机器台数超过230 万的“Sircam”（损失额10亿美元以上）。病毒肆虐，推动了用户特别是企业用户的防毒和杀毒需求，于是满足这一需求的众多中外杀毒软件公司就迅猛扩张。病毒制造者、病毒受害者和病毒灭杀者，就这样支撑起一个庞大的“病毒经济”，也算是现代文明的一大怪胎吧。就像只要有死人，就会有棺材店一样，你很难说棺材店老板的逐利行为是不是社会的需要。
网络带来了开放的观念，传媒的发达又使人们的眼球可以聚焦于任何美好的事物。于是，“选美经济”诞生了。2001年的头8个月，花城广州竟接连有10场选美大赛，看来花城果然名不虚传。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况且“选美经济”能够广泛带动娱乐、保健、传媒、旅游等多个产业的发展。对于国际性的选美大赛，比如“世界小姐”、“环球小姐”等赛事，发展中国家往往乐此不疲，既刺激了经济，又向全球展示了本国美女的富有。小国巴拿马在1986年就尝到了甜头，因此对今年主办的“环球小姐”总决赛期待以久，据其工商部推测，经济收入将会比1986年高４到５倍。而与我们比邻而居的印度，已经六次在国际选美大赛上获胜，形成了完善的美女产业。除了选美，中国还有另外一种高难度的选拔活动，那就是选“状元”。每年高考都会按比例生产出一大批状元，状元们做家教、出书、做广告，乃至摆宴席、游街，都会形成一个产业，是为“状元经济”，这绝对是“中国特色”。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望成为状元，但是通过各类培训接近状元的水平还是有希望的，起码可以满足社会的高学历趋势。于是，“培训经济”挟各种培训班、考研辅导班铺天盖地而来，人民大学南门外甚至形成了著名的“人大考研一条街”。北大也广施恩泽，各类辅导班的广告贴满了三角地，许多院系还允许学生自费旁听，食堂也与时俱进，对外来人口消费加收15％的“管理费”。名校的魅力总是不可抵挡的，那些没有名牌大学的地方一着急，灵机一动，通过把名校吸引到本地办分校的形式，总算了却了心头之痒。如今，在深圳、珠海等地的大学城，清华、北大、人大和北师大，纷纷开立分校和研究生院，在解决办学空间束缚的同时，又为当地输入了高级智力资源和第一生产力，“分校经济”就这样脱胎而出。
令人眼花缭乱的另类新经济，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不确定时代不同经济主体的逐利行为。技术创新、规制开放、观念裂变、文化冲撞……这一切的一切，使得人们的逐利行为犹如流水，无定形，无定规。只要存在需求与供给的非均衡，只要有寻“租”的空间，就总有人热切地响应获利机会。在白热化的竞争中，那些具备成本优势、市场规模、关联效应并与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的逐利手段将成功地提供创新产品，进而形成产业和经济。
发表于新华社《环球》杂志2003年第22期，发表时有删节；《读者》2004年第3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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