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庄是广东省佛山市所辖南海市的一个镇，在全国地图上找不到它的位置，但是在世界建筑陶瓷版图上它却占据着最显眼的位置。建筑陶瓷是陶瓷家族的重要成员，主要是墙砖和地砖，合称墙地砖。从产量上看，中国建陶占世界的一半，佛山建陶占中国的一半，而南庄建陶则占佛山的一半。这意味着南庄一个镇的建陶产量就占据了全球建陶产量的八分之一，约6亿平方米。说起来，仅仅在20年前，南庄还是一个跟陶瓷毫无关系的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它能有今天的辉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南庄人多地少，很早就有商品经济思想。第二，当地“能人”的示范效应。1980年代初期，本镇一个企业家通过模仿隔壁石湾镇的陶瓷工场而发家致富，这刺激了南庄其他“能人”投身于建陶工业。第三，当地政府的强力推动。镇政府从早期靠建陶发家的能人们身上敏锐地嗅到了经济发展的良机，通过行政力量要求各村都要办一个建陶厂，直接催生了今日南庄“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集聚效应。第四，198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房地产业的飚升，带动了对建筑陶瓷的强劲需求。
如今，南庄的奇迹依旧在维系，但是南庄的困境也开始初露端倪。这既有中国筑陶产业的一般原因，也有南庄特殊的原因。中国的建陶产业发展到今天，基本上是走外延式粗放型路子。首先是供给严重大于需求。以2001年为例，当年中国建陶产品实际需求约为13亿平方米，而实际产量约为25亿平方米。供过于求的直接结果是行业平均利润率非常微薄，估计目前该产业只有10%的企业还在赚钱，大部分企业都是微亏或盈亏相抵。还有就是质次价低。中国建陶产品80%是中低档产品，而日本的中低档产品为20%，意大利则仅为2-4%。建陶产业是个高端市场寡头垄断，而低端市场充分竞争的典型产业。在建陶产业整体形势堪忧的大环境下，南庄作为全球产量最大的建陶基地，情况自然不可能乐观。南庄的建陶产业的自身弊病还在于产业组织很不合理，企业小而全、小而散，大企业很少，且大小企业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分工与合作。我们课题组曾做过计算，发现当地建陶产业的市场集中度CR3约为4%，CR5约为6%。一般而言，CR3低于10%意味着市场结构接近于完全竞争型。尽管考虑到建陶产品的差异化问题，但以上计算也反映出南庄建陶产业的生产集中度是非常之低的。产业组织不合理，利润滑坡，导致了当地企业之间的恶性价格战和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企业小而散的另一个弊端，是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激励不足。企业缺乏创新能力，使提升当地建陶产业整体质量的努力遭致了失败。这一切，都使南庄这个全球最大的建陶生产基地困难重重。
理论上，一个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其产业组织的优化程度。有效的产业组织应该是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相配套，构成一个垄断竞争的分工网络。大企业拥有一定的垄断势力和超额利润，才具备技术创新的能力，并且可以借助与中小配套企业的合作网络将新技术迅速转为规模化的生产能力。优势的大企业通过兼并弱势企业改善产品供给结构，拉开产品档次，才能走出供过于求和恶性竞争的局面。因此，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不合理的产业组织——准确地说是小而散的企业布局——构成了南庄建陶产业危机的主要原因。
二、企业家缺乏与创新能力不足
问题是，既然南庄建陶劣化的产业组织阻碍了其发展，那么为什么当地建陶企业很少出现并购、重组或者联合呢？解决这个疑虑，必须在真实的世界中探求其中的约束条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资金障碍，因为并购越频繁，就越需要发达的资本市场和银行业（聂辉华，2001）。但是当地建陶企业融资障碍不大，大多数建陶企业仅靠三五个股东的自我融资就能开工建厂，而且通过企业合并而不是单向收购也可以扩大企业规模。有人认为该产业缺乏规模经济，因为可变成本在成本中占很大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建陶产业不存在规模经济，因为不仅固定成本可以通过规模做大摊薄，一些信息、技术、企业文化等软性因素的集中也可以减少单位成本，而且这些软性因素很难因为存在产业集聚就可以在不同企业之间分享。当地政府并没有在企业并购方面设置政策障碍。一些其他的并购理论，如哈特（Hart，1995）的权力与激励理论也难以解释横向并购。
我们提出的一个解释是当地企业家的缺乏。实际上，产业组织劣化与缺乏创新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企业只有实现了创新才能获得超额利润，才能具备兼并弱势企业的能力，也才能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从而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进而反过来又推动大企业的创新。我们注意到，当地建陶企业的业主都是本地人，相互之间关系密切且对经营成败的荣辱感很强。在利润平均化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自己的企业被人收购。因此，除非创新产生了超额利润，否则即便将全部企业强行合并，也不会达到提升产品档次和产业升级的目的。创新的重任是落在企业家身上的，因为企业家的本质就是创新，即“实现生产手段的新组合”（熊彼特，1934）。在熊彼特意义上，企业家（entrepreneur）不是一个阶层、一种身份，也并不必然是资本家或者企业管理者，实际上是一种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当且仅当一个人在创新时才可以称为企业家，一旦创新的职能完成就不再是企业家了。企业家的创新之所以能够获得超过正常利润的超额利润，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能成功地应对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此，要打破低水平的均衡状态，提升产业结构，增强产业竞争力，就必须有足够的企业家来担当创新的责任。经验研究可以证明，凡是产业结构趋同，产业组织劣化的产业，都必然地出现创新不足和企业家供给短缺。而创新不足的产业，并购活动也相对较少。除非在衰落时期，此时企业只有靠规模经济才能维系正常经营（李海舰、聂辉华，2002）。
进一步的问题是，企业家供给的短缺如何解释南庄经济过去的腾飞？难道领导南庄实现起飞的企业家不再进行创新了吗？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图景来分析企业家的供给与创新问题。
三、政治企业家的替代功能
解释中国经济除了要理解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之外，更要注意到中国经济本身的特点：它是一个大国经济，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又是一个有着浓厚“官本位”文化的经济。在转型经济中，企业家的角色也经历着一种转变。事实上，中国自始至终都不缺企业家，只不过企业家的角色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大致说来，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企业家的角色主要由政府官员扮演。特别是在1980年代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联邦制度赋予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以赢得政绩的激励。在地方政府（或下级政府）与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之间的税种划分及分成比例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地方政府（下级政府）官员的声望、升迁、功利等就主要取决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本地企业的发展水平（杨瑞龙，1998）。换言之，本地企业的发展乃至宏观的制度创新活动都与政府官员的效用正相关。为了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地方官员就必须千方百计地推动企业的创新。例如，利用政权的力量在企业推广某种先进技术，派“懂经济”的官员去直接管理企业或兼任企业的最高领导人，借助自己与上级官员的关系为本地产品开拓外地市场，为企业与研发机构的联姻牵桥搭线等等。这些利用政权力量直接推动企业创新的政府官员就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企业家的角色，他们被称为“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而不是企业里的纯粹企业家。耐人寻味的是，我们在调查中经常发现，在有关本地企业发展战略的政企联席会议上，主管工业的政府官员对于企业自身的经营情况甚至比企业的总经理还熟悉。
政治企业家替代纯粹企业家的好处是：由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透明、产权缺乏有效保护以及“灰市场”（樊纲，1988）的存在，企业采取集体所有制或者戴个“红帽子”往往可以获得政府在融资、竞标、投资和销售等方面的好处，这种政企联姻的“模糊产权”（ambiguous property rights）企业甚至比那些产权清晰的私营企业更具有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坏处是：由政治企业家控制的企业很容易导致地方保护主义、腐败以及不公平竞争等弊病；更严重的是，政治企业家的替代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纯粹企业家的供给。因为创新往往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以“突变”的形式实现的，所以企业家的产生客观上要求一个公平竞争、保护私有产权的环境，也需要一种能够人尽其才的锻炼机会。然而政治企业家的供给带有一定的计划性和强制性，政治企业家对企业的干预不仅不利于所控制企业里企业家的产生，也阻碍了其他竞争性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里企业家的产生。因为政治企业家毕竟是政府官员，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企业家，一旦经济创新活动与其政治利益发生冲突，往往会导致创新行为的扭曲，并压制纯粹企业家的成长。政治企业家有可能利用政治力量在技术标准、政府购买竞标、改革试点等方面阻碍竞争企业的创新。例如，在企业申请改制或上市时，不给予竞争企业公平的机会。由于企业往往得不到公平的机会培养纯粹的企业家，因此一旦企业由过去的集体所有制“摘帽”为政治企业家“撒手不管”的私营企业时，企业家的供给就明显准备不足了。毫不奇怪，在现实中我们常常发现，由于企业家供给的中断，一些地区在企业刚转制时都面临一个缺乏创新、增长放缓的阵痛期。
四、南庄解困与企业家供给
回头再看南庄的案例。南庄建陶快速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来自于政府在1990年代初期的行政性推动，当时所建的建陶企业多数都是集体所有制。当地建陶企业在这种“模糊产权”下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当地政治企业家——抓经济的政府官员——的创新。应当说，他们对于南庄建陶产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这种企业家角色的替代作用毕竟延缓或阻碍了纯粹企业家的产生。当南庄建陶企业在1997年和1998年几乎全部转制为私营企业时，企业家供给的短缺马上就开始显现。许多建陶企业的老板实际上是刚刚“洗脚上田”，他们缺乏现代企业的管理素质和文化水平，也不再具有能弥补经营能力的政治力量。企业家才能是很难继承的，因此在政治企业家退出之后企业家角色就留下了一段时间的空白。当地建陶企业1999年的另一波发展高潮，其实靠的是外延式粗放型发展策略。窑炉多了，员工多了，产量也上去了，但是创新的技术和产品却很少出现。再加上稍后几年里整体形势的恶化，南庄建陶产业出现危机就在所难免了。
给定经济非均衡条件下的获利机会，企业家的供给就主要取决于经济环境。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都表明，一个有利于企业家产生的经济环境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征：第一，法治昌明。所谓“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法治。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有效的执法力量是企业正常发展以及企业家产生的基本条件。第二，有限政府。政府官员要将企业家的角色让给纯粹的企业家，就不应当在微观层次上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除了政府该管的，其余的事情都应当尽量交给企业和市场去办。有限政府的意义，不仅在于放手让企业家得到锻炼，而且在于为企业家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使企业家在不确定情况下进行创新而不必担心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破坏或敲诈。换言之，除了法律和法规规定的事情不能做之外，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尝试，都可以去创新。第三，私产保护。法治社会应当是保护私有财产权的，但是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的转型经济而言，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尤其重要。在产权由模糊转为清晰之后，如果私有企业的企业家创新成果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企业家就缺乏创新的激励和进一步创新的能力。特别地，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往往表现为无形的知识产权或人力资本，其创新的成果往往以剩余收入的形式体现。因此，如果不能有效地打击假冒伪劣和各种侵权活动，企业家的创新就会遭到破坏。第四，分工深化。劳动分工的深化，有利于企业家作为一种专门职能的产生，既而有利于推动市场范围的扩大。扩大的市场范围反过来又推动了分工的深化，从而激励了更多的企业家创新。这正是“斯密定理”所要解释的问题。
对于南庄这个小镇来说，在前两个条件上是做得不错的。南庄社会比较安定，政府除了提供公共产品外很少干预企业经营。但是，当地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特别是对创新成果的保护方面还有待改进。在当地，一旦有一家企业开发或引进了新的设计图案，不出一月便被其他企业“抄袭”。我们在南庄及其周遍城镇转了一圈，发现有好几个地方都在明目张胆地销售伪劣瓷砖，当地人对此似乎司空见惯。这可能是因为缺乏南海市乃至佛山市的统一治理之故罢。由于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建陶产业已经出现了商业间谍和侵权诉讼。2000年8月，一家陶瓷公司为商业秘密及产品侵权问题与南海和佛山两家陶瓷公司对簿公堂。至于分工的深化，也是南庄亟待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原材料供给还是产品制造环节，南庄建陶企业都缺乏有效的分工和专业化。原材料的生产没有分类，所需的陶泥没有标准化，产品花样虽然多但档次没有拉开，这常常导致了原料供应商对瓷砖厂家“敲竹杠”的现象。解决的根本办法是，培育专业化的、充分竞争的原料、燃料和坯料产业。
转型时期企业家的缺乏不是南庄独有的困境，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构建一种政治家逐步将企业家角色让位于纯粹企业家的通道和制度。毕竟，政治企业家这种制度安排只是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
（鸣谢：作者感谢广东智业联盟咨询公司邱加盛先生对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
本文已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5月30日（No.543）第7版，发表时题为《南海目击与假设》，发表时有删节。引用或转载请注明。
参考文献
Knight, Frank, (1964) 1921,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New York: A. M. Kelley
Hart, Oliver, 1995, Firm, Contract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Oxford Univ. Press
樊纲，1988，“灰市场理论”，《经济研究》第8期
李海舰、聂辉华，2002，“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及其战略选择”，《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
聂辉华，2001，“并购浪潮影响深远，寡占时代悄然来临”，《经济学消息报》9月14日头版
熊彼特，（2000）1934，《经济发展理论》，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杨瑞龙，1998，“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经济研究》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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