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加入WTO前后，有关中国入世会受到哪些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的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中国经济学家们对农业、银行、汽车、电信等行业在入世后的应对措施侃侃而谈，深入浅出，但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想过，自己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好象加入WTO只是别人的事情。实际上，作为与经济工作联系最紧密的理论科学，经济学和处于其中的经济学家（人）同样是中国入世的相关利益者。笔者想提醒中国经济学家，不仅要花时间去“忘我”地研究各个具体产业的应对之策，也要抽空思考一下自身在全球化的时代是被动淘汰还是急流勇进。
WTO作为一个“经济联合国”，是经济全球化、分工网络化的一个超级赛场，它通过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抽象的、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游戏规则，对全球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我理解，WTO不仅是一个全球财富的整合机构，也是全球政治、文化的裁判所，是一个国家能够纳入主流国际社会的最后的机遇。在全球同一规则下，贸易壁垒消灭了，国家主权弱化了，民族感情淡漠了，“中国特色”也将逐步减少。经济是在分工中发展，分工既是有利的，分工也是残酷的，不在分工中脱颖而出，就在分工中悄然出局。中国在目前的情形下加入WTO，可谓是脱胎换骨的转变，其实质是国际规则对国内规则的替代，“规则的冲突”将成为“文明的冲突”的主要表现。
以此观之，中国经济学将受到哪些影响呢？
学术语言的影响 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也是Internet上应用最普遍的语言，美国又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英语自然是国际经济学界最权威的语言。由于目前使用汉语的国家和地区还十分有限，中国的经济学界也未融入国际主流，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期望汉语能成为经济学界的通行语言都是不太可能的。中国的经济学水平要更上一层楼，只有借助英语才有可能得以实现。英语和汉语在发音、语法、语义以及修辞方面的差异如天壤之别，如何把两种不同语系的语言融合在一起，如何对它们进行双向转换，是一个经济学家和语言学家都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如何把英语表述的经济学术语合意且通达地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譬如，有人把“transaction costs”译为“交易费用”，有人译为“交易成本”；而“contract”则至少出现三种译法：合同、契约、合约，让人无所适从；同样一个“Williamson”，三联版的书译为“威廉姆森”，而社科版却译为“威廉森”，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两个人呢。
研究范式的影响 当前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如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都大量地使用了数理分析和统计方法，新古典经济学更是借助高深的数学工具而在各个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间攻城掠地，美其名曰“经济学帝国主义”。就连最近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由杨小凯等澳籍华人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也是凭借对角点解的高深的数学分析而崭露头角。如今，几乎所有的国际一流经济学杂志如AER，几乎篇篇论文都带有数学模型和数量统计。据说，国际经济学界不用数学model的经济学家只有科斯、巴泽尔和张五常三人。使用数学模型的弊端众所周知，但惟有借助数学模型才可以更方便地进行国际交流、知识积累和逻辑推理。“经济学光有数学是万万不行的，但没有数学也是万万不行的”。在经济学充分扩散到中国的今天，是否使用数学不应该成为我们学界讨论的主题，只不过是用多少、何时用的问题罢了。中国的经济学要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首先就要拥有数理分析这张门票。
学科设置的影响 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一直局限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和批判，而缺乏定量的、关于市场经济如何有效运行的实证研究。在中国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加入WTO之后，如果经济学还是囿于传统理念而故步自封，中国的经济学将是真正的“屠龙术”。所幸，自从中国引进“西方经济学”之后，国外“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而研习“西方经济学”的学生也几乎无所不在。但是，受传统思想的制约，当代“西方经济学”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几乎所有的大学依然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列为基础课之一，而拥有至少十几个分支的“西方经济学”在很多经济管理院系却只教授一个学期，学分比重也不如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入学考试时，政治经济学是作为统考的“政治”科目来考察的，但很多经济管理院系却不考“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已经加入WTO的今天，到底是否存在“西方”的还是“东方”的经济学令人怀疑，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学还叫“西方经济学”呢？
学术秩序的影响 有人说中国的博士和教授是批量生产，此言不虚。在中国，评教授、研究员基本上是“一定的年纪+一定数量的著作”，年纪是可以熬的，而所谓的“著作”，因为并没有严格的匿名审稿制度和评级方式，只能是以数量充当质量。北京某著名大学的管理学院，某老师勉强凑够了5篇文章，又在职读了个博士生，于是就评上了教授。这样的情况司空见惯。据介绍，在国外大学，教授的评选相当严格。以在澳洲排名前三的Monash大学为例，经济系的老师要评讲师必须在国际排名前50位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至少2篇论文，高级讲师要5篇，而副教授要10篇，教授则必须在本研究领域内能在国际上排名前5名。若以此标准衡量我国，试问又有几人能与争锋？仅就学术秩序的载体——学术杂志而言，国内试行双向匿名审稿的杂志似乎只有《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至于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那是多少人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培养方式的影响 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依赖国际交流，但更重要的是对国内经济学人才的培养。案例教学、学术讨论和论文写作在国外一流经济学院系早已盛行，而国内的经济管理院系还停留于早期的念课本、记笔记和考概念的“填鸭式”教学阶段。流行于欧美大学的萨谬尔森（Samuelson）著《经济学》、斯蒂格里茨（Stiglitz）著《经济学》和曼昆（Mankiw）著《经济学原理》都使用了大量的美国真实案例，而中国本土的教材又有多少能采用中国的现实案例？国外经济系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相当多的时间都要用来研读发表在一流经济学杂志上的经典论文，而中国的研究生却很少接触外文经济学论文。笔者先后在京城两所著名学府就读，曾专门向复印室工作人员调查，他们说很少有学生来复印诸如《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和《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等杂志上的论文。如果说第三代中国经济学者因为历史的原因而错过了跟进主流经济学的机会，那么第四代经济学者再不能融入主流恐怕就得归咎于培养方式了。
前面谈到了面对入世中国经济学界受到的影响或者挑战，那么经济学人们如何准备就不象“农业如何应对WTO”那样令人扑朔迷离了。我认为，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准备。
建立规范的学术秩序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不严，同样无效。中国经济学界首要的任务是确立一种规范、严谨的学术秩序，逐步把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引入中国经济学界。在国外，经济学家是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而在国内，经济学家成了一种赚钱的手段甚至是“纸上谈兵”的代名词。经济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建立一套严谨的、可操作的规范，而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概念和名词上争个你死我活。建立规范的学术秩序主要指推行经济学杂志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匿名审稿人应对所评审的论文十分在行，且能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而不是互吹赞歌；对于“核心期刊”的评定，应该确立严密、科学的指标，坚决杜绝地方、部门分配主义，所刊载的论文写作形式要严格遵从类似“中国学术期刊（光盘）2000格式”的标准；建立规范的论文引文索引数据库，以备作者和科研单位查询；评审学术职称应重论著质量而不是数量，特别是所发表杂志的级别和引用率，宁缺毋滥。
努力学会使用模型和英语写作 要融入主流，必先学习主流。使用数学模型，能有效地集中所争论问题的范围，只有在大家都认同的概念和前提下，讨论才能有效进行。更重要的是，使用数学可以极大地减少经济学界的重复建设。经济学家经常批评各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复建设，殊不知，最大的重复建设和浪费是发生在经济学界自身。统计相关文献可以看到，有关“中国经济如何启动内需”的文章数以万计，绝大多数观点雷同，互相迭加，无非是十几种“原因”和“措施”的排列组合而已，抄袭之作也不在少数，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90%的论文和经济学家没有出现，这个世界也不会发生什么改变”。至于使用英语写作经济学论文，是被国际同行认同并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必经之途。毕竟，仅把眼光放在国内经济学界，永远不可能使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海尔有一句名言：“国门之内无名牌。”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应该多向企业家学习。
改良现行的人才培养方式 我们不能希冀经济学家去变革整个教育体制，但改变自己对学生的教育方式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因为几乎所有有名望的经济学家都不同数量地带有博士生或者硕士生。改良的主要方式有：自己以身作则，努力向国际标准靠拢，改变枯燥的教学方式，为研究生选择高水平的教材和参考论文，抽出足够多的时间和学生交流学术问题，而不是单纯地忙于做课题和咨询，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前沿的理论而不是吃老本。建议教育部门把培养学生的质量列入考核教师水平的范围，使教师有相当多的时间和动力来指导学生和提携后进。
入世意味着机遇和挑战，但机遇和挑战却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包容的。强者善于在挑战中抓住机遇，而弱者常常视挑战为畏途。中国的经济学要走向世界，要早日融入世界主流，要对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经济学有所贡献，也必须在不断的挑战中抓住入世的良好机遇，推动中国经济学的转轨
2001年11月30日 于 北京花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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