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是个革命老区，在资源禀赋上，既不沿“海”，也不靠“边”，更沾不上“西部大开发”的光，按GDP计算的国内省市排名，一直比较靠后。然而最近几年来，赣东南地区人民的富裕步伐却明显加快。崇仁县就是赣东南地区先富起来的一个典型县。
现在，崇仁县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货币收入+实物收入）在1500元以上，无论是同历史相比还是就相邻市县而言，崇仁县虽处欠发达地区，但已超过温饱水平，开始步入小康生活。据不完全统计，当地同时拥有电视机、电饭煲、液化灶的家庭已在70%以上，摩托车在乡村的家庭普及率约为50%，二层以上的小楼房占乡村全部住房的60%左右，而适龄青少年的初中入学率在80%以上。然而使人诧异的是，“富裕”后的崇仁县近几年来经济却依旧萧条。首先是物价持续微降，大小商店冷冷清清，国有企业基本卖光，民营企业亏损或者保持微利，城镇登记失业率有增无减，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实际工农业总产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连年下滑。为什么在一个人均收入比较“富裕”的地区，当地经济却没有什么发展？换个角度看，该县新增的财富究竟来源于何处？
一、财富来源何处？
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崇仁县的主要居民是占总人口95%的农民。因此，我们主要分析农民的财富来源。城镇居民的收入主要是工资，与全国各地基本无异。农民的收入、财富主要来自哪里呢？
是来自种植粮食吗？崇仁县90%以上的农民家庭都或多或少种植了当地主要的粮食--水稻，这也是崇仁县主要的农作物。当地也适宜种植棉花、红薯、甘蔗等作物，但在当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销量极为有限，近年来大部分农民已很少种植。根据笔者统计调查，当地水稻种两季，平均每季亩产不超过800斤，按当地价格每100市斤50元人民币计算，也就是每亩年产值约800元（不考虑天灾人祸），扣除种子、化肥、农药等各项投入，再减去农业税、村提留和乡统筹等税费，平均每亩纯收入居然只有200元/每年！这还未计入家庭劳动力的投入，以及自筹资本或借贷资本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200元只是“会计利润”，而非“经济利润”。即使一户农民一年种10亩地（当地实际人均拥有耕地1.5亩左右），年收入不过2000元而已，根本不可能盖出造价约5万元的二层小楼房和送子女读完初中。可见，崇仁县财富的主要来源不可能是种田。事实上，当地农民中的先富者大都不种或很少种田，为避免“抛荒”的惩罚，而宁愿将耕地转送或以每亩100斤稻谷（农业税）的“低价”转让别人耕种。
是依靠副业吗？崇仁县虽属南方，但气候并非“风调雨顺、冬暖夏凉”，一年四季温差较大，农民们大多文化水平低，技术力量薄弱。因此该县种植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很难盈利，苹果、香蕉、葡萄等水果大都从外地调进。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意识束缚，市场容量十分狭窄，外部市场缺少联系，在当地专业养鸡、养鸭发展空间不大。少数木匠、石匠、铁匠在务农的同时，凭一技之长来增加收入，但显然亦非大多数人脱贫致富之道。
不少人认为乡镇企业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理论与现实的距离在这里似乎太过悬殊。崇仁县有28万人口之众，但乡镇企业却不过百家，国有企业大都已奄奄待毙。而县里大力支持、投资500多万元建设的“工业小区”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只等着另一个“阿城糖厂”的悲剧。在该县较为富裕的马鞍镇，甚至几乎没有乡镇企业。在这个企业本来就屈指可数，而盈利企业更是凤毛麟角的崇仁县，显然不是靠企业使农民致富。
崇仁县别样的“富裕”，教科书上的理论根本难以解释。而真实世界的答案，却总是令人称奇！何解？崇仁县农民的富裕，居然主要依靠外出打工。据笔者抽样调查，在农村中盖两层楼房、子女能读完初中或银行有4位数存款的先富者，80%以上有三年以上打工经历或正在打工。
崇仁县的农民外出打工，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种菜，此类打工者约占总数的60%。大多数刚结婚或已经结婚几年的夫妇如果外出打工，都会去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种菜。租用一亩菜地，每年租金在1000-2000元之间，投入辛勤的劳动和菜种、化肥、农药、水电费用，每亩年收入可达2万元。相对丰厚的收入，再加上可以有效地躲避计划生育政策（当地人称“要生崽，去种菜”），使得当地在五年内组成的家庭中有近2/3都有外出种菜的经历。在崇仁县乡村数不胜数的二层新楼房中，有四分之三左右属于这些“菜农”们的。第二类是技术打工，约占总数的10%。这是一种比较高级且风险较小的打工形式。许多农村青年正是凭借一技之长--如做木匠、石匠等在沿海开放地区或富裕省市进厂，工资多在1200元左右，收入较高。第三类是单纯出卖劳动力，占30%左右。这是许多未婚的青年男女们筹措今后成家立业本钱的主要方式。崇仁县的“新生代”中，80%以上都曾经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企业出卖苦力，做最底层的“蓝领工人”。因此月收入较低，约在500-1200元之间。他们中也有一些掌握了所属工种的娴熟技术，从而比较幸运地成为技术工人甚至“白领”。
崇仁县近年来迅速富裕起来的主要原因居然是农民们的外出打工。也就是说，先富者财富的增长点不是存在于本地经济体，而是依托外省（地）经济体。细致的调查和一个寒假的思索，得出这样一个有悖于“经济学常识”的结论，在当地农民看来却是见怪不怪。一个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富裕、财富的增加主要是依靠农民外出给发达地区打工，我们把这种现象暂且称为一种特殊的“财富转移”：贫地区向富裕地区输出劳动力和技术、知识等人力资本，产生的货币财富又回流到贫困地区，从而在繁荣富裕地区的同时带动贫困地区的进步。这实际上是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一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互惠贸易。贸易的结果，是促进了象深圳、广州等发达地区的飞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个“崇仁县”。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同水平地区之间的特殊贸易呢？经济学给出的一个基本的答案是：利益的引诱。因为农村科技水平低，农业收益较差，又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和隐性失业人口，使得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是负数。而城市提供的就业收入相对较高，给定农民在城市的就业概率，农村人口尤其是大量青壮年劳力大量涌向城市是很理性的现象。
问题在于，为什么大量农民在发达地区城市所创造的财富没有留在本地而基本上又流回农村了呢？这里既有文化的因素，也有制度的因素。自古以来社会对“劳力者”的歧视和解放后的城乡分治政策，造就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一方面，城里人对乡下人有有一种天然的鄙视和排斥，认为乡下人脏、乱、差，是社会治安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对农民的严重歧视性文化使得民工们即便发家致富也难以在城市安身立命。另一方面，“乡土中国”的农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有一种天然的依恋情结。大多数农民认为，生活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生孩子、盖楼房，再多的钱都只有落实到农村才能光宗耀祖，因此乡下人便依旧是乡下人。至于制度上的原因，不消说，是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人为地造就了“城乡分野”。在我看来，这种制度最有威力的地方在于，地方政府对于治下的居民享有不可剥夺、不可转移的天然垄断权。突破这种垄断的唯一途径，就是你不再是农民。
于是，在改革开放后，在允许劳动力有限流动的政策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涌向城市，然后大量的货币财富（打工者收入）又以各种形式流回本地，这实质上是在城乡差额利益的引诱下，由市场经济下的要素流动与计划经济下的户口制度双重作用的结果。正是由于当地居民的富裕主要依靠“转移的财富”而不是“内生的财富”，才会出现居民收入上升而按生产法计算的实际GDP却有所下降这种奇怪的现象，“人民富裕”与“经济萧条”在特殊的场景下竟然得以并存。
二、转移财富为何未能产生增长效应？
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些在外地产生但却很少在外地消费、投资的财富既然以一定的形式转移到本地，为何却未促进本地经济的增长呢？显然，财富的流向是问题的关键。
流向之一是建造楼房。在农村，楼房是农民财富、地位、声望的象征，是幸福美满的代表作，甚至是个人资信程度的标志。因此对农民而言效用极大，富裕起来的农民迫切的消费需求就是盖一栋新楼房，甚至盲目攀比，样式越新颖、越气派、层数越高，越能满足其效用最大化。在当地，盖一栋二层的小楼房，不算装潢费用，平均耗资也在5万元左右。所以，许多“打工仔”几年的血汗劳动就化作一栋栋拔地而起的来不及装修的楼房，留下一屁股债务，又匆匆踏上南下的火车和汽车。这是崇仁县先富者消耗财富的主要方式，约占转移财富的40%。
流向之二是购买各种现代生活必需品，其中耐用消费品占据绝对比重。如添置电视、VCD等家用电器，或者买摩托车、农用汽车、手机等交通与通讯工具，以及逢年过节的食品、礼品、衣服等开支。由于农民一般都有足够的口粮、菜地，故日常食品的现金支出可忽略不计。这部分开支约占转移财富的10%。
流向之三是投资教育。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深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了让子女早日跳出“农”门，不惜巨资投于子女教育。当地的升学率、大学生比率都高于邻近省市。按现在的物价粗略估算，供养一个孩子从小学读完大学要4万8千元人民币，这是一笔巨额的、连续性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且在效用序数上要优先于建造楼房，约占转移财富的30%。
流向之四是其他方面，主要是婚丧嫁娶、医疗保险及赡养老人。这部分流向与建造楼房、子女教育费用一般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是一种以牺牲当前效用为代价来换取将来效用的“迂回”投资或消费方式。在崇仁县这种消费和投资状态下，降息对于挤出民间资本、刺激经济活力显然不起作用。
读者会问，难道上述投资和消费不能刺激本地经济增长吗？
新兴古典经济学证明，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一个分工网络中，若专业化水平上升，迂回生产链条加长，每个链条上的中间产品数增加，社会总产出和就业机会增加，财富必然产生增长效应。崇仁县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发现，在当地要建造一栋楼房，会产生对砖、瓦、木料、装潢、木匠、石匠及帮工的需求。但木材当地人一般都有，装潢还不普遍，一般都是用石灰水粉刷一下而已，木匠、石匠的开支不占多大比例，帮工则都是免费的（招待茶饭）。主要的购买需求就是砖瓦。也就是说，在没有市场化、专业化的广大农村，盖楼房所能拉动的要素需求和产品需求是相当有限的，它所产生的分工链条还很短。这不仅是转移财富未能产生增长效应的原因，恐怕也是城乡差别的根源。
就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而言，对大量消费品的需求，必然推动消费品的生产，并且还将带动商业及其服务业的发展。但是，经济理论很少从一个地区--只是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的角度来看待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象崇仁县这样的欠发达地区，转移财富所购买的工业消费品并非由本地生产，本地企业也达不到产品的技术要求，因此不能带动本地工业的发展。对工业产品的消费能拉动的商业或服务供给也不是连续的，除了年末和年初的购物高潮，平时生意依旧萧条。这种消费链条的中断和周期性波动，对于落后经济的起飞恐怕是勉为其难的。
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投资，一直被专家们视为欠发达地区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这种观点的错误同样源于对经济体系完整性的过分迷恋和对现实约束的无知。对于贫困的农民而言，教育投资的回报周期实在太长，长得难以让贫困的农民在看到美好预期之前支付起日益高昂的学费。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教育简直就是一种“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奢侈品，在城市或发达地区高收益的引诱下，本地每年辛辛苦苦送出的大学生几乎就没有谁愿意回到这个落后、闭塞的地区。大学生们对本地的回报主要就是给父母和政府以精神上的安慰和“荣誉奖”罢了。因此，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理性的做法就是从来不把教育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教师工资一拖再拖等地方政府缺乏发展教育的积极性的问题。
三、几点思考
崇仁县的案例，反映了1990年代后期，中国广大欠发达地区在波涛汹涌的民工潮和日益悬殊的地区经济差异中所凸显的特殊经济场景。这种典型的现象对于政策当局的警醒意义自不待言，而它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却足以令我辈经济学人反思。经济学科班出身的我们，常常津津乐道于理论的博大精深和完美无缺，并且先验地拿头脑中的概念和逻辑去校验现实经济。我们总是在拿理论去检验实践，常常忽略了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所以才会对经济生活中的惯常现象感到执迷不悟。
从一个经济的整体上看，财富的增加当然来源于本地生产力的贡献。但从整体中的某一部分看，财富的增加却可能与本地的产业无关，完全可以是一种与其他地区进行某种隐性交易的结果，甚至可能是一种完全基于地理位置的纯粹租金。就某个地区而言，人均财富的增加与经济的萧条并不矛盾，甚至交相作用。货币虽然总是在流动着，但货币要创造出更多的货币，其中的过程和环节却未必在现实经济中总能得到满足。货币变成资本那“惊险的一跳”不仅需要资本家们“血性的冲动”（spirit of animal），更需要良好的制度安排。而政府的责任，不正是提供交易费用低、效率高的制度吗？也许，欠发达地区并不缺少资源，也不缺少人才，甚至不缺少资本，而是缺少好的制度。套用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我们的世界中，真正短缺的不是资源，不是美德，而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
2000年1月于人民大学初稿，2002年4月于社科院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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