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间消失的一亿女性

时间：2006-08-22 00:00，来源：白鲨在线

 

 

 

一、一亿女性人间蒸发？

 

自然科学的有关研究表明，人类在出生时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比例大概是1.05：1，即男性略多于女性。由于战争和犯罪活动等后天因素，男性的死亡率比女性略高，因此成年时性别比稳定在1：1左右。这一性别比在西方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在亚洲出现了奇怪的现象，男性持续地比女性要多。例如，中国的性别比是1.07，印度是1.08，巴基斯坦是1.11。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1992年《英国医学杂志》的社论中认为这是对女童的歧视和妇女的生存条件不好所致。森指出，如果以相对没有女性歧视的次撒哈拉非洲的男女比例1：1.022为基准，那么中国大概减少了四千四百万女性，而印度减少了大约三千七百万女性。他估计，在1981－1991年间，亚洲和北非大约有六千万到一亿个“消失的女性”（missing women）。如果森的估计不幸是对的，那么这意味着世界上有一亿个曾经活着的女性从人间蒸发了！

 

这无疑是一个残酷的现象。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讲，这是人类的悲剧，是对文明的嘲讽。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不利于家庭的组建，会破坏社会的和谐。自森之后，很多经济学家，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学家都在寻找这一亿女性消失的原因，进而为政府提供有益性别平衡的政策建议。

 

二、文化歧视还是经济因素？

 

以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造成一亿女性消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地对女性的歧视。“重男轻女”可能是一种纯粹的传统文化或风俗习惯，这种文化会导致出生的女性从小就受到不公平的家庭待遇和社会待遇。例如，对女孩子身体健康关心不够，没有给予她们足够的上学机会，在就业时歧视女性，这些都会导致女性死亡率的提高。毫不奇怪，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女孩子上学的比例远低于男孩子上学的比例，特别是初中和高中阶段。等她们好不容易上了大学，毕业找工作时仍然逃不脱性别歧视的阴影。

 

当然，对女性的歧视很可能与经济因素有关。如果经济条件好，家庭对男性的相对依赖性就会降低，女性的地位就会上升。毕竟，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养儿是为了防老，嫁出去的女儿就成了泼出去的水。相反，一旦女儿“价格”高企，有杨玉环那样“一朝选在君王侧”、“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绝佳机会，那么“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就会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气。[①] 以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和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初期认为，造成性别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根据他们的逻辑，如果经济条件改善，那么男女比例应该会趋于平衡。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中国的情况却与此相反。研究表明，在1982年，中国和美国在同龄阶段的性别比相似。但是在1990年，中国14岁以下的男性比美国更多。换言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飞速增长，但是女性的比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性别比与经济因素无关呢？不是的。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2001年提出另一个解释，只有那些与性别有关的（sex-specific）经济条件才会影响性别比，总体经济条件的改善掩盖了具体经济条件的作用。困难的是，性别比和经济条件都会受到性别偏好这一变量的影响。通俗地说，就是经济条件的改善仍然可能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某种歧视妇女的行业的结果，这样我们就不能认定经济条件是影响性别比的原因。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来检验性别比和经济条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幸运的是，这一问题由MIT（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华裔女博士在一篇论文中解决了。

 

这位华裔女博士名叫Nancy Qian（钱南茜）。这篇论文是她的job marker paper，即博士毕业找工作的代表作。美国的博士就业市场不同于中国，博士毕业能否找到好工作，通常不是取决于博士期间的发表记录，而是博士论文的浓缩版。因为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的周期通常是几年，因此读博期间能够发表论文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博士们拿着自己的代表作去各种学术会议演讲，用人单位通过这种方式来判别其研究水平和潜力。钱博士的这篇论文既然敢拿来做代表作，显然是她的得意之作。事实上，钱博士在读研究生时就是一个明星学生，她曾得到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研究生奖学金等多个项目资助，在哈佛东亚会议等多个国际会议上宣读过这篇论文。现在，钱博士是著名的布朗大学经济学助教授，兼任《美国经济评论》（AER）、《经济学季刊》（QJE）等多个顶级学术期刊的审稿人。

 

钱博士的论文究竟说了什么呢？众所周知，男性和女性在一些家庭劳动方面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例如，在中国，女性在采集茶叶方面具有更高的生产力，而男性在种植果园方面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因此，茶叶价值的增加会提高总体收入和女性的相对收入。相应地，果园价值的增加会提高总体收入和男性的相对收入。由于茶叶价值的变化与性别偏好无关，是外生因素，所以茶叶价值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工具变量。钱博士的研究表明，成年女性相对收入的增加对女孩的生存比例会有即时的和正面的影响。在中国1980年代早期，成年女性的收入增加了7.7美元（相当于10％的家庭总收入），女孩的生存比例提高了1个百分点。相反，成年男性相对收入的增加降低了女孩的生存比例。作者还发现，成年女性相对收入的增加提高了男孩和女孩的教育投资，但是成年男性相对收入的增加却降低了女孩的教育投资并对男孩的教育投资没有影响。这意味着，经济条件的变化的确会导致性别比的变化，但是只有女性专长的行业更发展，女性的地位和比例才会得到改善。显然，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

 

三、都是乙肝惹的祸？

 

钱博士的解释似乎合情合理。但是经济条件决定性别比例的观点却遭到了一位名叫艾米丽·奥斯特（Emily Oster）的哈佛女博士的反驳。这位女博士更加是个风云人物。前面说过，绝大部分欧美大学的博士生都不太可能在读书期间就发表正式论文。好家伙，这个奥斯特还是一个博士生的时候就在大名鼎鼎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PE）、《经济学季刊》（QJE）和《经济学展望》（JEP）这三个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而且全是唯一作者！JPE和QJE绝对是排在前四名的经济学顶级期刊，JEP则是美国经济学会旗下关于经济学回顾与展望的权威刊物。凭这样的发表记录恐怕在美国一流大学也不难获得终身副教授职位，而奥斯特那时博士还没有毕业。要知道，中国大陆全部“海龟”经济学家中能达到这样发表记录的也是屈指可数。这位女博士2002年以优等成绩从哈佛大学取得学士学位，4年后取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在芝加哥大学价格理论研究中心（Initiative on Chicago Price Theory）做Becker Fellowships项目的博士后。该研究中心于2004年秋季创立，第一任主任是2003年克拉克奖得主莱文特（Levitt），创始成员包括诺奖得主贝克尔等人。能够获得Becker Fellowships资助的当然都是博士中的精英。

 

言归正传。奥斯特的观点是什么呢？说起来让人难以相信，她认为乙肝（hepatitis B）才是导致男女比例失衡的罪魁祸首！医学研究表明，乙肝携带者妇女有比正常妇女更高的生男概率。乙肝是一种会通过血液和身体接触传染的疾病。但是在感染者（infected）和携带者（carrier）之间有重要区别，感染者在短期内有可能消除病毒。大概90％的感染儿童会变成携带者，而10％的成年人会变成携带者。如果一个小孩的母亲是乙肝携带者，那么他/她有90－100％的概率变成携带者；如果其兄弟姐妹或伙伴是携带者，那么有大概30％的概率变成携带者；成年人变成携带者的概率只有5－10％。综合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传染关系之后，作者选取的样本表明，平均而言乙肝携带者家庭的男女性别比是1.44，而非乙肝携带者家庭的性别比是1.02，这种差别是非常显著的。东亚、次撒哈拉非洲、前苏联和东欧部分国家、南美北部、美国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等地区都是乙肝的高发区。

 

尽管乙肝和性别比之间的关系最早在1970年代就受到注意，但是以前的检验由于样本太小或理论指向不明，并未引起经济学家注意。奥斯特博士通过利用美国阿拉斯加和中国台湾这两个乙肝高发区的时间序列数据，严格地证明了乙肝对性别比的影响。既然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亚洲国家的乙肝携带者更多，那么即便没有过高的女性后天死亡率，也会出现更高的性别比。奥斯特认为，在考虑了乙肝这一因素之后，“消失的女性”的数量从森估计的1.07亿降低到3200万。就国别数据而言，中国75％的“消失的女性”，都是乙肝惹的祸。换句话说，在森估计的1亿个“消失的女性”中，有7500万人根本就没有出生！

 

奥斯特博士的研究当即在学界一石激起千层浪，赞成者不少，批评者更是如过江之鲫。撇开技术的因素不论，奥斯特的结论至少让我们心里感到一丝安慰，因为这说明我们这个世界对女性的歧视并没有想象的那般残忍。而且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那就是如果要保持性别比例平衡，政府就要努力消除乙肝病毒。但是奥斯特同时提醒我们，1990年代之后，由于乙肝疫苗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以及B超、堕胎等技术条件的兴盛，人们人为地选择性别的成本越来越低。事实上，中国和印度在过去的16年中，性别比与乙肝已经关系不大了。

 

于是，问题又回到经济条件上来了。因为在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于未来的社会保障体系依然缺乏信心，因此经济因素再度成为性别比例失衡的首要原因。时隔11年，森再次在《英国医学杂志》社论中指出，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在今天仍然没有大的改观，而且“消失的女性”数量还略微增加1.1亿。森的警告让人心情依然沉重。看来，改善经济条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城乡差别，才是保持男女性别比例平衡的根本之道。毕竟，“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二辑（总第24辑）

 

---

*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师。

[①] 引语出自白居易《长恨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