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磊捐款事件
今年年初，中国人民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张磊决定向他的硕士母校耶鲁大学的管理学院捐赠888万8888美元。这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张磊声称，耶鲁的教育改变了他的一生。张磊在中国接受教育超过15年，但改变他命运的却是在耶鲁的短短3年。据悉，张磊创办高瓴基金管理公司时，最初的3000万美元来源于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如今这笔钱变成了25亿美元。他同时还是耶鲁中国基金总经理。对比他十年前的回国创业履历，说明张磊的成功有很多因素，而这些恐怕难以为公众确知。尽管如此，这一事件还是在中国掀起了讨论的热潮，焦点之一就是中国大学该如何善待自己的学生。无论如何，中国大学确实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教育模式，特别是对待学生的理念。尽管国内许多大学都号称要“以生为本”，然而理解中国体制的人肯定知道，所谓“一切为了学生”在目前只能停留在口号上。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公立大学的办学经费要从政府手里拿，人事编制要受政府管理，招生专业、教学方式都要由政府规定，当然是“以政府为本”了。学生毕业后的确可以给母校带来资源，但是等到那个时候，现在的校长早就不是校长了。作为一名准行政官员，任期有限的校长和他的管理层如何能够指望未来的学生呢？如果毕业生真的发达了，学校自然会重点关注，但这与“以生为本”无关。这是很无奈的一个难题，但又不是大学单方面可以改变的。而像耶鲁这样的私立大学，经费主要来源于校友捐赠，自然在读书时以学生为主体，在毕业后将校友看作自己的衣食父母，这才是真正“以生为本”。
作为一名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我习惯于从制度的角度剖析问题，但我反对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制度的观点。任何制度都只是一个大的框架，而在这个框架下，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领导者依然可以有所作为，在边际上改革，并进而为根本性的改革奠定基础。否则，不同的人当领导又有什么分别呢？为什么不干脆抽签选拔领导呢？就事论事，中国大学不可能一蹴而就地“以生为本”。但是我认为，美国的世界顶级大学在关心学生方面有许多值得中国大学学习的地方。中国大学在体制内还存在很多改进的空间，并且这种改进基本上不会削弱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是一种帕累托式的改进，对大学中的管理者、教师和学生都是有利的。这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具有讨论价值的原因。下面，我以在哈佛大学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为例，说明中国大学在关心学生方面如何可以做得更好。
二、哈佛大学的图书馆
哈佛大学拥有70多座图书馆，海量藏书，这些都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要说的是哈佛图书馆的人性化服务。
首先说一下服务时间。哈佛的几个主要图书馆在每个学期的周一到周五都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一直开放。经济学系附近的Cabot图书馆则一般开到晚上12点，而Lamont图书馆除了周五、周六晚上不开放，其他时间居然是24小时开放！Lamont图书馆一层有一个咖啡厅，可以吃东西。因此，理论上一个对书痴迷的人，可以整个学期都吃住在该图书馆。这当然是疯狂的想法，但是谁敢说没有书虫们在里面待上一个星期呢？在一些法定假日期间，所有的图书馆都关闭，这是让我这个“无家可归”的中国学者不习惯的地方。但是我发现，科学大楼底层的文理学院机房从来没有关闭过，是真正的“全年无休”！因此，放假时我就在文理学院的机房找一个空位，用自己的电脑工作，也可以用电子邮件账户登录文理学院的电脑。里面的电脑型号主要是联想电脑（原IBM电脑）和苹果电脑，速度非常快。
然后说一下服务设施。以我经常去的Cabot图书馆为例。图书馆共有三层，其中地上两层，地下一层。每层都有开放的书架，但图书馆的办公场所都集中在一层。在每一层，学生都可以在书桌上看书、做作业，这点与国内大学一样。但不一样的是，除了这些供多人同时使用的开放式书桌，还有用挡板隔离的半开放书桌。这些书桌是供单人使用的，有几个电源插口，有一盏台灯，还有衣帽钩。如果学生之间要讨论，在地下一层和地上二层还有一些全封闭的讨论室。讨论室里有屏幕、黑板、粉笔，甚至还有办公电话。除此之外，在地上一层和二层，还有一些零散的沙发和低脚凳。总之，如果你想一个人舒服，可以找一个沙发一躺，脚一架，抱一个笔记本电脑干你自己的事情。在哈佛校区，所有的地方都覆盖了无线网络信号，不需要网线。如果你要长时间思考，可以找一个半封闭的书桌，去吃饭时把东西放在那里，不会有人占用你的位置。如果你要和同学讨论问题，可以去讨论室。如果你想打印或者复印，一层办公区有自助的打印机和复印机，钱从校园卡里扣除。有任何疑难问题，都可以找办公区的管理人员，他们态度非常友好。如果想做点笔记，可以去办公区索取免费的铅笔和纸张，他们还提供铅笔刀、透明胶布、粘贴棒等免费办公用品。学习累了，可以在长沙发上躺一会，还可以将两个沙发对接起来，拼成一张简易的“床”，舒舒服服地睡一觉。通常，图书馆是绝对禁止大声说话和接打电话的。渴了，可以在洗手间外面的饮水机上喝凉水，也可以去旁边的咖啡厅买饮料。如果没带自己的电脑，还可以利用这里的十几台公用电脑。一句话，凡是一个学生学习需要的各种条件，在一个典型的哈佛大学图书馆都可以满足。
再来看一下中国大学的图书馆。我在读大学时，国内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和上下班时间差不多。你上课，图书馆开放；你下课，图书馆关闭。这使得图书馆没有发挥应用的功能。现在的情况比过去好了一些，但是还没有达到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服务程度。我从网上查询了一下，发现国内主要大学的图书馆阅览室的开放时间一般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晚上10点；周六到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借阅室的开放时间通常是工作时间，也就是说不包括晚上。
这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从理论上讲，美国的人力资源比中国稀缺得多，也昂贵得多，因此服务业的开放时间都很短。周末或者节假日，走在波士顿的街头，我经常发现大部分店铺都是关门的。但大学却舍得花钱延长图书馆的服务时间。而中国的人力资源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中国大学图书馆本应该提供比美国大学图书馆更长的服务时间，但是却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其实，延长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并不会增加多少成本。一是中国劳动力便宜，二是可以雇佣学生。另外，考虑到中国学生基本上都住在校园里，提供通宵服务应该更便捷。哈佛图书馆的看守职员很多都是学生，一方面节约了工资成本，另一方面又为学生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也许是因为通宵学习的人太少，提供专门的服务不划算？但是通宵教室可以开放，为什么不能开放几个通宵阅览室呢？除非把这两者理解为一种替代关系——因为中国学生习惯于去教室自习，不然实在难以解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国的大学生几乎不需要特别用功，至少不需要为了写好一篇论文坐在一个地方几天几夜苦思冥想，因此也就不需要为这少数几个人专门设立学习场所。要知道，在哈佛，研究生第一年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是常态。人家学得苦，自然学得多。忽略总体，仅仅就少数精英学生而言，中国大学生也很难有一种纯粹为了学术而钻研的精神。
至于服务设施，虽然中国大学学生数量多，人均资源少，但图书馆的硬件不是没有改进的空间。在办公场所放几根铅笔和几个卷笔刀，应该花不了几个钱吧？如果说之前是因为没有为学生着想的习惯，那么当很多中国高校教职工到美国大学考察后，难道还能说这是“没想到”吗？问题不是是否能做，而是是否愿意做。另外，中国大学图书馆的办公场所其实很多是闲置了，或者说太宽敞了。如果真是有心，完全可以将图书馆职员集中办公，然后腾出一部分给学生当作讨论和自习的场所。当然，这就涉及到利益分配问题了。
三、哈佛的“学习咨询局”
哈佛大学有一个奇怪的部门，名字叫“学习咨询局”（Bureau of Study Counsel）。该机构成立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最初是作为一个心理咨询机构，而且是全美最早的大学心理咨询机构之一，现在则成为全面指导学生学习和个人成长的综合性机构。该局提供的咨询业务几乎无所不包，从刚入学时如何熟悉美国文化、提高英语水平，到如何阅读、演讲、准备考试，再到如何写各类论文，以及如何面对失眠、失恋、性骚扰，直至如何选择个人职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来者不拒。
该局职员并不多，只有20多个，但是为何能为学生提供如此全面的服务呢？原因在于，除了比较专业的心理咨询，其他业务都是借助于学生。例如，该局会定期邀请高年级本科生或者研究生讲解如何准备学位论文。不是笼统地找一个人泛泛而谈，而是邀请不同的人讲不同的方面。例如，有人讲如何找题目，有人讲如何查资料，有人讲如何与人讨论，有人讲如何做报告，等等，简直是“一条龙”服务。
我出国前几乎没说过英语，因此刚到哈佛时有点不适应。我在哈佛经济系的博士后导师哈特（Oliver Hart）教授非常热心地让系里负责研究生事务的秘书给我一些帮助。秘书建议我去找学习咨询局的一个职员。我就去了该局，跟那个职员说我想找一个人练英语。那个职员很热心，但是她说我不属于正式注册的学生，不能享受这类有哈佛官方补贴的服务。不过，她告诉了我另外两种渠道，一种是去市场上找英语伙伴，大约每小时40－50美元，比该局提供的价格高了两倍；另一种是去参加各种俱乐部。因为经费捉襟见肘，我还不时要动用国内的个人储蓄，所以最终这事就算了。但我很羡慕哈佛的学生能够获得这类服务。毕竟，对于一个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的外国人来说，这种服务是非常超值的。
对于英语不是母语的人而言，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英语写作问题，中国人尤其如此。我认识一些在美国顶尖大学读博士的中国学生，他们说自己的论文投稿前仍然要请专业的英语编辑帮忙润色。价格有两种，一种是每小时150美元左右，另一种是每千词30美元左右。反正都很贵。在哈佛，每个系都有专门的指导老师帮学生修改英语论文，小到语法问题，大到结构问题，通通都是免费。据我所知，其他学校也都如此。这对急于想“国际化”的中国人而言，可是极大的福利。很遗憾，这类服务同样只针对在校学生。
我在国内大学教书三年，发现在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论文写作能力这两个方面，学校的教育几乎是空白。我自己每个每期都要给自己的本科生介绍这方面的经验，但是一个人还是感到力不从心。我也参加过很多次论文评选或者论文答辩。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篇在形式上能够达到完全规范的程度。举个例子，几乎所有做计量的文章，在报告回归结果时，都把EViews软件运算的结果直接粘贴在论文里，而不是按照某种格式整理成中文表格。举办论文比赛前，组织机构只是请领导对写论文提一些空洞的建议，而不是请在研究一线的老师或者高年级学生具体介绍各个方面。按道理讲，中国人最善于学习形式上的东西，但为什么在规范地写作论文方面会有如此缓慢的进展呢？根据我个人和哈佛导师的探讨，我认为是国内一些老师或学生还没有深刻地理解论文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个方面，我们以后再来讨论。
中国改革开放超过30年了。这30多年间，中国有无数人到先进的欧美大学去学习或者考察过，但是效果究竟如何呢？大学对学生的服务真的不能在体制内得到局部改善吗？这是无意识的忽视的结果，还是有意识的“选择性改革”的结果？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二辑（总第47辑）
*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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