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频繁爆发的房屋暴力拆迁以及自焚悲剧，促使北大法学院五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违反了《宪法》、《物权法》和《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为此，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召集了多次会议，积极推进“拆迁条例”的修改。据悉，一部新的“征收条例”将会作为“拆迁法”取代“拆迁条例”。“征收条例”正在征求地方的意见，还将请被拆迁人表达意见，之后草案会向社会公布。这是民意直接影响立法的又一典范，也是中国立法改革的进步。我们更希望“拆迁法”能够开启一个透明立法的新时代。
长期以来，中国的立法具有封闭的“精英立法”的特征。通常的程序是，国务院法制办将立法纳入工作日程并负责协调，相关政府部委负责起草和修改，少数体制内学者进言献策，最后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精英立法的主要优点是效率很高，但是主要缺点是民意反映不足。政府部门既是强势的利益代言人，又实际上拥有选择性执法的特权，这不可避免地会挤压缺乏表达渠道的弱势群体，从而导致种种社会矛盾。与这次制定“拆迁法”类似的背景是，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导致了北大法学院三位博士以公民身份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审查，传统媒体和网络也表达了鼎力支持，最终导致“恶法”的废除。这是一种典型的民众参与立法的程序：悲剧发生，媒体呼吁，网络声援，学者上书，人大修法。相对于过去完全封闭的精英立法，现在的精英立法增加了民众参与，这无疑是时代的进步。
但我们不能总是寄希望于少数学者“直达天听”，也不应该总是让少数人的悲剧成为多数人福利改进的代价，我们需要建立透明立法的制度。法律应该是一种博弈均衡。如果参与博弈的利益方“被代表”，那么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律就不是“费厄泼赖”，就会在日后执行时产生社会矛盾。据说，新的“拆迁法”面临的首要障碍是，在“公共利益”的界定方面，“地方”与学者存在冲突。依靠土地出让金作为“第二财政”的地方政府当然希望“公共利益”界定得越宽越好，因为这样它们执行法律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当然自我利益也就越多。但公共权力越宽，私人权力就越窄。立法既不能将利益方关在门外，但也不能“各大五十大板”。博弈的结果必然要妥协，但妥协必须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维护社会正义，而不是维护部门利益。真正共享式的经济发展，绝不应该与社会正义发生冲突，否则就是少数人的经济发展。要解决潜在的冲突问题，就必须让利益各方坐下来谈判，公平地博弈，透明地向社会各界昭告。此时，新的“拆迁法”万众瞩目，已经具备了透明立法的各种条件，因此我们衷心希望该法成为今后立法透明化的标志，希望从此中国正式迈入一个透明立法的新时代。彼时，“拆迁法”不仅具有维护被拆迁人的立法意义，更具有划时代的制度性改革大义。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博弈，新的医疗体制改革法案即将尘埃落定。这场历史性的法律变革，是全美低收入者、中产阶级、保险公司、医院、国会和行政分支无数次斗争和妥协的结果，以至于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欢呼“这是美国人的胜利”。即便是完全透明的立法，也不会有十全十美的法律，但这是我们所能追求的最好结果。
（作者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研究员）
此文修改后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题目为《新“拆迁法”需集思广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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