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十年磨一剑。我1997年从江西一个贫困的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到2006年博士毕业刚好十年。十年苦炼，铸就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即眼前这本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声誉、契约与组织》。对于它是否算得上是一把宝剑，我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不管别人怎样评价，事实上它代表了我对不完全契约理论最努力的思考。关于不完全契约理论，“凡能说的，我都说了；凡不可说的，我必须沉默”（维特根斯坦）。

博士学位是一个人能够获得的最高学位，因此在博士论文付梓之际，我要向所有对我学业有帮助的人们致谢。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的含辛茹苦和长远眼光使我成为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的伟大之处还在于，我的三个妹妹也都学业有成，这在我们偏僻的农村简直就是奇迹。我的启蒙老师陈霞林女士、初中班主任刘晓华女士在我成长的早期给予了我关键的爱护。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好老师，我的人生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每当我读到这里，自己都不禁潸然泪下！）

在我上大学之后，我很幸运地遇到了许多好老师和好朋友，然而遗憾的是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我不能不提到我的博士生导师杨瑞龙教授。杨老师不仅在研究方面给我提供最自由的空间，还在为人处事、教书育人方面对我谆谆教诲。与杨老师说话，我总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也能让我的学生这样评价我。我要特别感谢周业安教授，他在学习、研究和生活等各个方面帮助了我。在求学路上，认识这样一位亦兄、亦师、亦友的学者，实为人生幸事。我的另外一位师兄杨其静博士在研究和做人方面同样是我的榜样。人民大学的齐东平教授、徐佳宾教授，中国社科院的李海舰研究员、詹小洪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的杜巨澜教授，以及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英年早逝的杨小凯教授，都曾经或者仍然帮助我实现学术理想。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于2006年5月提交答辩时，胡乃武教授、黄桂田教授、韩小明教授、沈越教授、于同申教授、郑红亮研究员和周业安教授对我的论文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此外，哈佛大学的Oliver Hart教授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Oliver Williamson教授这两位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大师还多次通过email回答我的疑问。人大或社科院的许多校友，如李金波和付长岭等，一直鼓励我去实现传播现代经济学的理想。我的博士班同学李振宇、于泽等多次和我讨论专业问题，让我受益匪浅。我的同门师兄弟姐妹们也是我不断学习的助推力。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网友（学生或同行），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我的赞赏，这是我在理想之路上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马学亮、陈静为本书的出版费神费力，我对他们以实际行动支持纯学术研究的行为表示敬意。总之，我要感谢的人还很多，很多。我惟有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工作，向更多的人传播更多的知识和思想，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才能报答所有帮助过我的家人、亲戚、老师、老乡、同学和其他朋友。

我最自豪的事情，就是从上大学到博士毕业，一直都是依靠个人努力来完成学业和实现理想。然而直面世事纷繁芜杂，我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是的，中国要实现自由、民主和富强，要“雄于欧洲，雄于地球”，有太多的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我们本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是作为一个卑微的知识分子，我们到底能做多少呢？我们又如何去做到呢？在夜深人静之时，每每想到这些，我总是忧心忡忡。随着年龄的增大，理想似乎越来越难以实现。这不是因为理想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是因为我们离理想越来越远。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愁！我写下上面这些话，不仅仅是对自己在实现理想之路上的鞭策，也是与所有有志之士的共勉。

聂辉华

2008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