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聂辉华专著《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的后记。
扉页：谨以此书 献给所有关心中国命运和推动中国进步的人
后 记
很多人拿到书之后，会首先看后记。因为相对于书中严谨的观点、冷冰的数字或者晦涩的模型，后记更为活泼、生动，甚至不乏动情的表达。对本书作者而言，写完此书时的心情可谓难以名状，万千思绪涌上心头，一时竟不知潮归何处！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完成于2009－2012年，无须在若干年后蓦然回首，这注定是我学术生涯中最为关键和最为特殊的三年。这三年，我整天忙碌，非常辛苦，意图向遥望的学术巅峰攀登，因此错过了许多路边的美丽风景，但仍然没有到达理想的顶点。可惜，年华似水，只待追忆。好在有了眼前的这本专著，能够让我聊以慰藉。
2009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那一年，我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一个人负笈北美，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从事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师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契约理论和企业理论的权威哈特教授（Oliver Hart）。哈特教授对我关怀备至，使我在治学、从教、为人和语言方面受益匪浅。在那里，我立志高远，决心瞄准国际一流的学术研究进军，并拟定了若干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然而，回国之后，情势陡转，我再度被动卷入国内事务的滚滚洪流，拟定的研究计划一再搁浅。很多个日日夜夜，回首在波士顿的点点滴滴，我都空余喟叹。形势比人强！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一个研究制度的经济学者，我却无力改变制度，悲哉如斯乎？我不想放弃，于是将一个个研究计划中的“长期契约”分解为多个“短期契约”，从而形成了本书中那些意犹未尽的章节。无论是对“政企合谋”整体框架的设计，还是政企合谋在各个领域的表现，又或者是政企合谋产生的影响和制度环境，其中蕴含的观点和思想，于我而言都象是散落的珍珠一般，在灰尘中被湮没。毕竟，加总的短期最优仍然小于长期最优。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重新将它们串联起来，抖落蒙尘，再次向着学术的光明顶进发。不过，为了这一天，读者可能要再等好几年。
本书的内容延续了我2006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在过去的六年中，本书的重要部分凝聚了我的合作者的心血。他们包括：贾瑞雪、蒋敏杰、江艇、李金波、李翘楚、王湘红、杨汝岱、张彧、张雨潇和邹肇芸等人。我们合作的部分文章陆续发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教学与研究》、《国际经济评论》和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等学术杂志上。为此，我要真诚地感谢上述合作者和发表我们文章的杂志社及其责任编辑。我的学生党力、唐志伯、郭华等人为我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助研工作，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CFOS）通过Young’s读书会、组织经济学seminar，为我的研究提供了直接和间接的帮助，我对他们的付出表示诚挚的谢意。非常重要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杨瑞龙教授，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一直以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我在学术生涯上的发展。此外，一些学术前辈，例如胡乃武教授，人大经济学院的几位领导，还有师兄周业安教授、杨其静教授，以及一些在学界、政界和企业工作的朋友，当然还有我的家人，他们对我的工作一如既往地支持。这一切，都促使我倍加珍惜现有的时间，生怕自己的成就太小，不足以回馈他们的关爱。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时下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埋首书斋、不问世事的“犬儒主义者”，而是洞悉国情、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式“大儒”。然而，不管是在追求学问的漫漫长路上，还是在践行理念的遥遥征途中，我们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都应像爱因斯坦一样不断地拿出更好的“小板凳”。
聂辉华
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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