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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应该如何纪念科斯?

时间:2011-01-04 00:00,来源:白鲨在线

20101229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教授一百岁华诞(1911年出生)。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了在北京海淀区美泉宫饭店的盛大庆典。科斯教授通过视频与大家打招呼,张五常也通过视频发表了几句感言。清华、北大、人大、浙大等高校研究制度经济学的著名学者齐聚一堂,纵论科斯对自己的影响或者科斯对中国经济学和经济改革的贡献。也许是时间太短,也许是场面话太多,总之我认为那天的讨论和论文明显意犹未尽,没有深刻地挖掘一个应有的主题:作为中国学者应该如何继承科斯的思想并将研习新制度经济学与推进中国制度变迁结合起来?

 

本人忝列嘉宾之席,但因人微言轻,在论资排辈这种并非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下并无发言资格。然而作为一名研习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国学者,我对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在国际学界的进展感触颇深,对中国制度变迁的波诡云谲和人类制度演进的趋势感同身受,故而对当下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有不吐不快之言,在此略谈几点。

 

第一,要多读科斯的原著。很多人至今以为科斯不过写了两篇重要的文章,而且还没有任何数学符号。这是极大的偏见。事实是,科斯写了大概70多篇论文。除了《社会成本问题》和《企业的本质》这两篇最著名的文章之外,他在产业组织理论方面还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例如,他关于垄断耐用品将会持续降价的“科斯推测”(Coase1972)以及关于思想交易市场的“科斯猜想”(Coase1974)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前者被HartTirole这两位大名鼎鼎的数理经济学家用非常复杂的数学模型给予了正式表述(Hart-Tirole1988),现在是契约理论中动态逆向选择模型的经典论文。此外,即便是科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科斯定理”,也不是首先出现在《社会成本问题》里,而是《联邦通讯委员会》(Coase1959)里。国内很多学生或经济学的民间爱好者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上海三联出版社早期翻译的一批不太准确的著作或者干脆是张五常的经济散文上,这真是令人悲哀。

 

第二,要掌握高级的分析工具。经济学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像科学,是因为它的分析工具更缜密。(新)制度经济学在当代的进展,主要依靠博弈论和微观计量。这就是为什么契约理论和企业理论比其他制度经济学分支——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宪政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发展更为迅速,更加得到主流经济学界认可的主要原因。我多次提到,国内学者必须掌握博弈论和微观计量才能推进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国内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人中,真正掌握这两种工具的很少。这反而令我遭致了刺耳的批评。别忘了,科斯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不同。何况,我们不是科斯!要推进新制度经济学,就必须细化它,检验它,应用它。没有高级的分析工具,推进又从何谈起?难道我们能指望自己也像科斯一样,凭借一篇《社会成本问题》或者《企业的本质》而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青史垂名吗?现实点吧,中国学者!

 

第三,要理解中国的制度变迁。我们学习科斯的思想,继承科斯的衣钵,目的是运用科斯的理论为中国做贡献,主要是理解和推进中国导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制度变迁。为此,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制度实验。我们不能错过,否则必遭后人唾骂。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经济学者花了太多时间去研究跟中国当下并无重大关系的西方问题,而对已经进行或即将进行的重大制度变迁置若罔闻。早一辈的学者对中国早期的制度变迁深有体味,但是对其理论提升不够;晚一辈的学者掌握了更好的分析工具,却又对既往的制度变迁毫无感知。这种青黄不接的现象,是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损失。为此,我们必须呼吁,中老年经济学家和青年经济学家通力合作,细致地考察中国制度变迁史上的华丽篇章,并在理论上深入提炼,争取在国际新制度经济学说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毫无疑问,不管承认与否,这几年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陷入了低谷。原因就是我提到的这三点。在新的一年里,我衷心希望这种局面会得到改善,这当然有赖于我们所有的新制度经济学者一起努力。这,才是纪念科斯教授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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