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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威廉姆森(3)

时间:2008-08-20 00:00,来源:白鲨在线

——续2

 

3、接下来是本文的重点,威廉姆森概述了TCE的企业理论,主要集中于企业的“造或买决策”(make or buy decision)。他批评了新古典企业理论对企业规模的解释无法回答三个质疑:如何解释横向合并?为什么不把所有企业并入一家?如何解释混合形式?他还认为科斯用(成本加成方式)节约定价费用来解释交易费用的减少难以服人,因为企业之间也可以签署长期关系契约。威廉姆森认为必须对交易的属性深入认识,为之分别匹配不同的治理结构。他采取了“康芒斯三步曲”(Commons triple)来解释治理:注入秩序,转移冲突,实现共同利益。接着,威廉姆森用TCE方法分析了公司治理以及利益相关者问题,还分析了自然垄断和管制问题。

4、与其他文章的不同的是,威廉姆森在本文中回应了哈特、霍姆斯特朗和罗博茨的批评。他再次对比了TCEGHM模型的差别,这一对比没有更多的内容。只是在强调具体差异时增加了一个方面的差异——对内部组织使用的自制契约法的理解。有意思的是,威廉姆森终于发现他的理论可能被哈特“利用”了一把。因为哈特(1995)年批评威廉姆森(1971)没有解释为什么企业内的侃价和敲竹杠问题会减少。事实上,威廉姆森(1985)解释了企业具有协调适应性的优势以及相应的官僚成本。哈特忽视了威廉姆森后来理论的进展,可能是有意突出自己GHM模型的解释力吧。但是,这次威廉姆森不客气地批评GHM模型,说它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含义和实证检验。威廉姆森用不同契约法对应不同的治理结构来为“市场是一个黑箱”辩解,以此回应霍姆斯特朗和罗博茨(1998)的批评。但他承认单单从TCE的角度难以全面解释日本企业之间长期合作的“转包”(subcontracting),需要重视组织知识和学习的问题,也因此需要更广泛的视角来研究组织。

 

《契约的视角:私人秩序》(2002c

上一篇文章(2002)应该威廉姆森最近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了,此时他正好70岁。如此高龄尚且努力在JELJEP等重要刊物上撰文,其为NIE鼓与呼的革命热忱,世所罕见!

下面的几篇文章都是20002002年间的工作论文,内容与前面的相差无几,因此扼要概述。

1、威廉姆森引用了哈恩(Hahn1991)的话表示了对以选择为视角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即应该从社会的、心理的和历史的原理出发来刻画复杂的人类行为,而不是用简单的几个公理来逼近人类行为。经济学教师应该帮助学生认识到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接着引用科斯(1964)的观点,认为如果经济学家从对市场的抽象描述出发来引申出公共政策,将会贻害社会。应该将选择视角和契约视角结合起来。

2、威廉姆森盛赞Patrick BajariSteven Tadelis2001)用于TCE的框架对政府采购的研究在形式化和经验分析方面都有进步。而认为Hart等人的形式化工作丢失了TCE的重要思想。

最后,他还提到了契约科学在转型经济学中的应用(Roland2001)。

 

《从契约视角考察经济组织》(2002d

这篇文章(2002[1]应该是上一篇文章的详细版。下面依旧说说不同点。

1、契约视角与选择视角的差别:前者聚焦于交易收益(gains from trade),后者聚焦于资源配置;前者把企业看作一个治理结构,后者把企业看作一个生产函数;前者更强调微观结构和更注重从组织理论吸取营养。

2、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威廉姆森将博弈论与TCE比较,初步分析了博弈论对于TCE的用处,特别是提到了“坏博弈”(bad game)。他批评现有的博弈论忽视了组织的协调功能。如果缔约各方考虑到潜在的交易风险,那么就可以在事前设计治理结构时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这样就有可能将“坏博弈”转化为“好博弈”。另外,TCE的缔约行为与博弈论的策略行为也不一样,前者是基于交易效率的自愿行为,后者包含了强制行为。实际上,我认为TCE总是在合作博弈的框架下分析治理问题,但是这方面还缺少形式化的工作。

 

《为什么要综合法学、经济学和组织理论?》(2000b

老实说,如何翻译这个题目[2]费了我老大的劲,真怀疑这个句子有语法毛病——用语法检查工具一试,果然!

这篇文章主要讲四个意思:(1)经济组织是非常复杂的;(2)以新古典企业理论为代表的正统微观经济学误解了经济组织的主要意图;(3)组织理论加固了作为治理结构的企业的理论(或译为企业的治理结构理论/the theory of the firm-as-governance structure);(4)从治理结构的角度能够更好地理解契约和组织现象。总之,要从经济学、法学和组织理论的综合角度把握经济组织现象。

1、详细地按时间先后概括了组织理论给予TCE的理论营养,包括6个方面:(1)对人类行为的描述;(2)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适应性);(3)过程转化(反应模式);(4)交易作为基本单位;(5)分离的结构分析;(6)嵌入(非正式组织)。

2、概述了企业的治理结构理论,与以往不同的是,威廉姆森用TCE框架简单地分析了新经济(new economy)的特征。

其他大部分内容都在前面谈过,此处节略。

 

《经验微观经济学:另一个视角》(2002b

这是威廉姆森(2002)当时即将收入一本书的一篇文章[3]。本文的目的是回应以西蒙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卡内基传统/Carnegie tradition[4]的批评,强调TCE是“一个在经验上成功的故事”(a empirical success story)。一个成功的理论总是在不断回应别人批评的过程中成熟的,威廉姆森已经替TCE回应了产权理论、(完全)契约理论、新古典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的批评,这是最近一次的回应。从内容上看,这与他1996的著作《治理机制》大多重复。

1、威廉姆森概括了TCE吸取的组织理论的几个方面:(1)有限理性;(2)过程是重要的;(3)近似的可分解性(near-decomposability),即模块(modularity)的重要性(Simon1962);(4)分离的结构分析;(5)适应性;(6)弱形式选择(weak-form selection),相当于前面讲过的可行性(feasibility)。这些与前面的介绍几乎没有差别。

2、威廉姆森接着阐述了TCECarnegie传统的基本差别表现在五个方面:(1)交易单位的选择和可操作化。西蒙把“决策”(decision premise)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并用它来解释企业和市场的产生[5],也确实得到了数据支持;后来者则将“程序”(routine)作为基本分析单位(Cyert and March1963Nelson and Winter1982),但是却未能成功地将其维度化(dimensionalize)。TCE以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Commons1932),并用三个维度刻画了交易的属性以及相应的治理结构。(2)从有限理性中引申出的经济含义。同样是表征有限理性,西蒙(1957)用“满意”标准替代“最大化/最优”标准,但是缺乏广泛的应用;而TCE用“不完全契约”代替“完全契约”,从而引申出治理结构的匹配问题,且得到令人信服的应用。(3)对自利行为的描述。西蒙(1985)用“动机的脆弱”(frailty of motive)来刻画自利行为,认为多数人们在多数时候是仁慈的;而TCE用“机会主义”刻画自利行为,这就更深入地刻画了契约风险,因为组织的重要功能就是防范风险。(4)预见(foresight)。如果把预见力分为两个极端——短视(myopia)和无限远见(完全契约下的理性预期),那么行为学派采取的是前者(Cyert and March1963),假设企业具有局部搜寻(local search)和试错学习(trial-and-error learning)的特征;TCE假定人具有“可行的预见力”(feasible foresight)(类似适应性预期)。(5)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巴纳德(Barnard1938)指出了非正式组织的三个功能:沟通、凝聚和维护自尊。西蒙(1997)把忠诚(loyalty)作为企业优于市场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之一,并且是一种有限理性导致的认知要素。因此组织的存在就具有了认知层次的意义,“忠诚”更应该是一种“组织身份”(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TCE承认忠诚/身份的意义,但是认为它们还比较模糊,而且需要考虑它们的成本和收益。

前面是对行为学派的极力赞誉,后面谈到与TCE的差别时,几乎就是毫不客气的批评了——这个威廉姆森。

3、由于在基础上的差别,导致了行为学派和TCE在分析对象上的差别。前者主要分析微观主体的决策行为,几乎不分析企业和市场以及宏观现象。相反,TCE因为起源于对纵向一体化和反托拉斯行为的分析,因此更偏重于半微观分析的契约现象(semi-microanalytic contractual phenomenon)。主要表现在:(1)行为学派以决策作为基本分析单位,TCE以交易/治理结构作为基本分析单位。(2)在企业理论方面,西蒙(1951)关于雇员关系的分析更接近于科斯(1937)早期的思想,后来的“行为企业理论”(Cyert and March1963)和“能力”理论也有别于新古典企业理论。但是“行为企业理论”的部门定价研究后继无人,而核心能力的概念还有待进一步的可操作化和实证研究。TCE把企业看作是一种治理结构,这一思想得到了诸多的经验支持。(3)在关于商业的公共政策方面,西蒙(1997)把公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看作是没有差别的制造利润的机构。而TCE采取分离的治理结构的方法,用四个维度区分了企业、市场、管制和公共官僚机构——它们状态依存于交易的特征。

威廉姆森还比较了演化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差别。虽然他认为以Daniel Kahneman Amos Tversky1973)为代表的实验心理学家(experimental psychologists)和以NewellSimon1972)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通过试验或计算机模拟证明人的决策行为违背了最大化公理和概率定律,但是他们将人类心灵(human mind)模型化为一种通用问题解决者(a general purpose problem solver)的方法,不如以CosmidesTooby1994)为代表的演化心理学家(evolutionary psychologists)将人类心灵(human mind)模型化为一种专业问题解决者(a specialized problem-solver)更为有说服力。理由是,人类处理概率问题的方式(ways of posing probabilistic problems)通常是频率式的(frequentist),而非点估计式的(point estimate)。并且,专业化假设,更符合心灵是一种稀缺资源的现实。

4、关于经验研究,根据BoernerMacher2000)的统计,TCE的经验研究数量已经从1994年的200篇增长到2000年的600篇,而计量经济学也得以应用其中。因此,威廉姆森自豪地宣称“TCE是一个经验上成功的故事”。

5、结论是,TCE有望融合“理性精神”(rational spirit)和“卡内基精神” Carnegie spirit)。

文章最后一句话很有意义,特录于下:“I am confident that those who have been working the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domain will continue their ‘modest, slow, molecular, definitive’ efforts—piling block upon block until the value added cannot be den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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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威廉姆森的全部主要代表作终于被我匆匆一扫而尽。关于威廉姆森,我终于可以说点什么了。



[1] Williamson, 2002, “Examining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Contract”, UC Berkeley, draft.

[2] Williamson, 2000, “Why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UC Berkeley, draft.

[3] Williamson, O., 2002, “Empirical Microeconomics: Another Perspective”, in The Economics of Choice, Change, and Organization, Mie Augier and James March, eds.,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forthcoming.

[4] 因为行为经济学的大本营(包括西蒙)是在卡内基-梅隆大学。

[5] 西蒙(1997)认为组织最重要的能够是忠诚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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