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笔记12
TCE之3
Klein等（1978）《纵向一体化、可占用性租金与竞争性缔约过程》
本文的引用率相当高，在1970－2005年间引用率排名第30位，总共被引用次数为1160次。[①] 这可能是最早响应威廉姆森用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来解释纵向一体化的文献[②]。本文的命题是：资产越是专用，产生的可占用性准租（appropriable quasi rents）越多，得自机会主义行为的收益越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就越是倾向于纵向一体化而非长期市场契约（关系契约）。本文应该是最早提出机会主义行为导致投资不足的观点。
1、文章的切入点是后契约机会主义（post-contractual opportunistic behavior），即注重交易后对机会主义行为的防范，这与威廉姆森强调事后治理是一致的，也受Goldberg（1976）关于政府管制中的敲竹杠分析所启发。
2、可占用性准租产生于专用性投资关系，而非标准的市场交易。一体化不仅可以减少事前交易费用，更可以节约事后交易费用——一体化是保护专用性准租不被侵占的办法。由此导出的另一个含义是，如果存在两项相互依赖、相互专用的资产，那么它们应该合并，这与Hart（1995）是一致的。
3、偏向一体化而非长期契约关系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不可能轻易地界定每一意外事件，甚至即使知道每一件意外事件，法律修正的费用也很高昂”，所以诉诸私人秩序比诉诸法律判决成本更低。这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契约不完全”的思想了。这得到了法学家Macaulay（1963）的证据支持。
4、文章首次描述了企业理论最经典的案例：1962年通用汽车公司兼并费雪车身公司的故事。根据他们的分析，并购的原因是因为通用无法忍受费雪在通用需求旺盛阶段的敲竹杠行为——拒绝搬迁，索要高价。关于这一案例的真实性以及其他纷争，我们需要看完JLE2000年的专号之后才能知道大概。
5、文章还分析了专用性人力资本问题，认为由于人力资本不能被“一体化”进企业，所以工会是保护工人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组织。这与威廉姆森（1985）的结论是一样的。文章解释了“资本雇用劳动”问题，认为如果工人雇佣资本家的工厂设备，就会遭致资本家的“敲竹杠”（这与威廉姆森的分析是相反的！）。文章也分析了“乡村俱乐部”和家庭婚姻问题。
6、文章末尾认为，考虑作为交易费用的缔约成本，需要超越科斯的简单二分法，因为许多长期契约（如特许权）就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这与威廉姆森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
Klein（1980）《“不公平”契约安排的交易费用决定》
克莱因（1980）这篇文章[③]的基本目的是分析“不公平”契约的原因。
1、文章指出了契约不完全的两个主要原因：不确定性意味着大量的偶然性，了解和针对这些偶然性费用高昂；考核具体的契约绩效费用高昂，使得第三方（如法庭）的证实十分困难。当契约不完全时，就会产生敲竹杠现象，它是资产专用性（可占用性准租）和契约执行费用的函数。
2、许多看上去“不公平”的契约（如转卖权）是为了防范机会主义和敲竹杠。
Klein和Leffler（1981）《市场力量在确保契约绩效中的作用》
克莱因和莱弗勒（1981）在文章[④]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保证契约绩效的充要条件是市场价格必须高出残值生产成本，以致违约方的损失大于其所得。这意味着市场价格必须包含对专用性投资的补贴，从而市场价格高于完全竞争的价格。这可能是交易费用学派第一次在模型中考虑声誉、资产专用性和契约执行的文章。
1、文章第一次把“品牌资本”（brand name capital）作为专用性资产，这被威廉姆森（1991）概括为第五种资产专用性。
2、如果契约不是第三方（明文）契约法实施的，也不是统一（或纵向一体化）实施的，而是默认契约的双方实施，那么声誉的作用就依赖于价格和非残值资本价值的比较。
3、广告可视为供给者进行专用性投资的显示信号，因为一旦提供劣质产品，则其广告投入将成为沉没成本。
Furubotn-Richter（1991）《新制度经济学：一个评价》
Furubotn和Richer（1991）在这篇综述[⑤]中，在谈到“不完全契约”时，有以下论点值得注意。
1、威廉姆森的主要理论都硬理解为不完全契约理论。他（1975，ch1）也是第一个提出“新制度经济学”概念的人。
2、古典契约是新古典微观理论的基础，是对零交易费用世界的法律描述。多时期一般均衡理论中所使用的状态依赖（contingent）契约也是古典契约。
3、古典契约与关系契约的区别可追溯到Macneil（1974），他的理论受到美国法律社会学家Macauly（1963）的影响。但是在经济学中，它是由Goldberg（1976）和威廉姆森（1976）发现的。
4、TCE的目标是，为关系契约找到一个有效率的章程，一个能够以最小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实现目标的章程。指导原则是“对交易的组织应能节约有限理性，同时防止机会主义”（威廉姆森，1981）。
5、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它假定在任何时点上存在某种形式的产权结构，这一结构规定了治理体系中稀缺资源用途的、被人们共同接受的行为关系。原则上，所有人都必须遵守这些法律和社会规则。但是，实际关系总是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偏离规范描述，因此就会产生实施的问题。制度主义文献很大一块集中于契约的建立上。
6、TCE的问题在于，由于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最小成本的产权结构实际上无法事先确定。那么，如何进行比较制度分析呢？更严重的是，如果缺乏对产权主体的明确，谁在谈判？组织的目标是什么？一旦涉及集体决策，问题就更严重。最大化效用存在吗？如果存在，是谁的效用？如何实现？虽然TCE和GHM都面临着不完全契约的“基础”的挑战，但问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TCE虽然有了相对坚实的基础——有限理性，但是却无法解决“协调”问题，因为它对产权不敏感；而GHM缺乏坚实的基础，但是通过产权的界定，容易解决事后谈判问题。因此，应该使两者互补。问题在于，有限理性的假设是否允许对不同产权结构或治理结构进行精确的成本/收益计算？无论如何，过于强调事后的协调和再谈判可能是不适宜的，应该对事前的保护性措施作更多的安排，这就最少要求能够对专用性投资程度（可占用准租）进行精确计算。或者干脆用合作博弈来形式化，就无需对事前精确计算能力的假设了。
Al-Najjar（1995）《不完全契约和复杂契约关系的治理》
这是1995年AEA年会上“契约理论”分组讨论的短论。[⑥]
开篇作者就认为，除了契约理论之外，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法、法和经济学的专家都认识到真实世界的契约是无法在事前描述所有可能状况的。但是正式的契约理论模型忽视了这点，可能是因为它过于强调显性的、第三方可以实施的契约，从而抽象掉了诸如产权、契约法、声誉和社会习俗等角色。在事后的调适过程中，显性的（信息和激励约束）的工具和前面提到的隐性工具都将发挥不同的治理作用，因此治理的边界是变动的、状态依赖的。
重要的问题不是契约不完全本身，而是为什么契约是不完全的。例如，可否定义一个“不完全程度”（degree of incompleteness）并且理解什么因素影响了它？
作者描绘了一个经典的不完全契约环境，归纳了两个特征：第一，或然状态的数目非常巨大，而且包括一些小概率事件；第二，这些小概率事件对当事人的效用影响差别很大，即sensitivity of details。这意味着，交易越是复杂，契约就越是复杂。由于描述成本过于高昂，缔结一个完备契约是不可能的（Poser，1992，92－93）。
与传统观点不同，本文认为完全契约一方面限制了缔约方的自由（机会主义行动），另一方面赋予各方完全的自由以便有效率地应对各种或然情况。但是，不完全契约在第二个方面就没有足够的自由度了。这样有两种办法，一是写一些比较模糊的条款，二是依靠其他治理工具作为补充，例如声誉、习俗和法律等。这有2个含义：（1）更灵活的治理工具使得起初不完备的契约更加不完备。（2）不完全契约倾向于在不完全程度上失衡。原因是，双方不可能具有同样的能力来选择其他治理工具。此时，对于有能力使用灵活治理工具的一方而言，契约具有更少的完备性，而对于没有能力使用灵活治理工具的一方而言具有更多的完备性。著名的例子参见Hadfield（1990）[⑦]。例如，特许权授予者（franchisor）具有更多的治理手段（如建立声誉），但是特许权购买者（franchisee）在治理手段方面更少，因此受到特许契约的约束更多（契约更完备）。
从缔约方能力不对称的角度来研究契约的不完备程度问题，这倒是一个新的角度！
Alt等（1999）《资产专用性和企业的政治行为》
文章[⑧]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国际竞争中，企业的资产专用性越强，就越是会为了补贴而进行游说。这再次支持了TCE的观点。
Grossman-Helpman（1999）《不完全契约和产业组织》
本文[⑨]用不完全契约方法研究产业组织的内生，沿袭了GHM的思想，但是更接近于TCE。比Williamson（1985）进步的是，本文更具体地刻画了治理成本——敲竹杠导致的成本。
假如每一个产品都需要专用性投入，那么一体化的企业可以保证产品的质量和类型，但是由于缺乏完全的专业化，导致较高的固定和可变成本，同时面临组织扩张带来的较高的治理成本。专业化的企业生产成本低，但是投入品的供给面临敲竹杠问题。本文研究了当投入品部分或完全一体化时均衡的企业组织形式的决定，同时也考虑了竞争等其他参数对均衡选择的影响。作者发现，在企业拥有垄断势力时，以及专业化企业只有很少的成本优势时，外部都不会出现。
更多关于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参考Helpman（2006），主要由Grossman- Helpman（2002，2003，2005）。
Brousseau-Fares（2000）《不完全契约和治理结构：不完全契约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是替代的还是互补的？》
这篇文章[⑩]的目的是从理论上比较交易费用理论（TCT）和不完全契约理论（ICT）。
1、作者认为，TCT和ICT依赖于不同的假设，而且发展的趋势是分道扬镳：前者逐渐变成一个再谈判理论，而后者逐步变成一个治理和制度理论，即新制度经济学。
2、两者关于“契约不完全性”的原因不同，ICT根源于某种形式的有限理性，而TCT根源于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我认为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威廉姆森（2000）明确指出两者都是建立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假设之上。
3、作者用一个精炼的模型，试图同时反映ICT和TCT的思想。如果这个模型确实能够做到这点，倒是值得重视。
4、文章末尾给出了一个ICT和TCT的对比，其中一些观点我不同意。例如，认为ICT的主要目的在于设计一种再谈判和执行机制。实际上，我们应该超越单纯的企业理论，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它们各自的作用。
Plunket-Saussier（2002）《各种企业理论中的人力资产专用性：如何排除竞争性的观点？》
这又是一篇古怪的文章[11]，它要比较交易费用理论（TCT）、不完全契约理论（ICT）和资源观点（RBV），三者都把人力资产的专用性放在中心地位。基本的结论是，三个理论的替代性多于互补性；TCT在经验研究上相对比较成功，而后两个理论则有待改进。
Carney（1998）《网络产业的能力：信任和资产专用性的作用》
这篇文章[12]比较了对于网络产业的网络效应的两种解释——社会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视角。前者强调信任（trust）的作用，后者强调资产专用性的作用。缺乏信任，企业将依赖于通用性资产。拥有信任，企业网络就能发展产业专用性资产，从而获得市场渠道难以获得的能力。
Baldenius（2004）《所有权、敲竹杠和激励问题》
本文[13]主要分析企业内部的低能激励问题。
纵向一体化通常被认为是解决敲竹杠问题的有效方式。但是，决策者通常根据企业事业部的利润得到补贴，这说明敲竹杠问题在一体化的企业中以新的面目出现了。在本文的模型中，经理通过补贴收益于投资回报，同时获得私人收益（商业帝国收益），并且他们通过密封拍卖机制在不对称信息下谈判贸易条款。模型预测：（1）激励是低能的；（2）资本投资更多；（3）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中谈判“更具有合作性”（more cooperative）。低能激励使经理从建造商业帝国中获益更多，这减少了他在谈判中的侵占性，从而提高了投资效率。因此，纵向一体化确实缓解（alleviate）了敲竹杠问题。低能激励不是反映承诺问题，事实上是提高了价值。
[①] Kim, E. Han, Adair Morse and Luigi Zingales, 2006, “What Has Mattered to Economics Since
[②] Klein, B., R. Crawford and A. Alchian, 1978, “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1: 297-326.《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110页。
[③] Klein, Benjamin, 1980, "Transaction Cost Determinants of ‘Unfair’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80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0(2).
[④] Klein and Leffler, 1981, “the role of market forces in assuring contractual performance”, JPE, 89(4).
[⑤] Furubotn, E. G. and R. Richter, 1991,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 Assessment. In Furubotn and Richter,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⑥] Al-Najjar,
[⑦] Hadfield, Gillian K., 1990, "Problematic Relations: Franchising and the Law of Incomplete Contracts", Stanford Law Review, 42(4): 927-992.
[⑧] Alt, James E., Fredrik Carlsen, Per Heum, and Kåre Johansen, 1999, “Asset Specificity and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Firms: Lobbying for Subsidies in
[⑨] Grossman, Gene M. and Elhanan Helpman, 1999,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7303.
[⑩] Brousseau, Eric and M’hand Fares, 2000, “Incomplete contract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s: are incompleter contract theory and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 in Institutions, Contracts and Organizations, edited by Claude Menard,
[11] Plunket, Anne and Stéphane Saussier, 2002, “Human Asset Specificity in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the firm:
How to rule out competing views?”, Université de Paris XI Sceaux, working paper.
[12] Carney, Mick, 1998, “The competitiveness of networked production”, J. Management Studies, 35(4): 457-479.
[13] Baldenius, Tim, 2004, “Ownership, Incentives, and the Hold-Up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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