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谈经济学方法论（三）

时间：2004-04-07 00:00，来源：白鲨在线

（接上）

盛柳刚：林老师，您在《经济研究》上提出的“一分析，三归纳”方法，下面您能否就把握现象这个方面，给我们举个例子。

 

林毅夫：这个我以前谈过很多。“一分析”指的是要了解谁是决策者，决策者的限制条件、选择范围是什么，选择范围里面每个可选方案的特性是什么，它的相对机会成本是多少。一般经济学教科书里的限制条件，简单的讲是收入约束，但是除了收入之外，还可能有许多其他限制条件，例如，和发展阶段有关的要素禀赋结构也会影响到这个国家可动用的资源总量和每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选择鼓励轻工业发展，也可以选择支持重工业发展，轻工业的特性是什么，重工业的特性是什么，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发展战略的最优选择，跟她在每一个决策点上可动用的资源总量有关，也跟每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以及轻、重工业技术的本质特性有关。

 

在找到谁是决策者以后，怎样来理解一个决策者所面对的限制条件和各种选择的本质特性呢？根据我自己的心得体会，主要依赖的是归纳方法。就是说，你看同一个时代里面，就同一问题的不同决策者做选择，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不同点是什么。比如说，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大部分人是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解释。当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计划体制，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确实也可以推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计划，但是很多非社会主义国家也采用这种体制。比如说印度，他们也有国家计委，它的功能跟我们的国家计委差不多，另外，拉丁美洲国家，他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甚至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家，但是他们对银行贷款，对外汇的使用也有很多计划和行政干预。所以，计划经济的产生应该有比意识形态更基本的东西。这就是我提出的当代横向归纳法，以探讨不同国家、地点的相同现象背后的共同原因。

 

另外，要解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生的原因，也可以从时间的先后顺序，即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来考察，苏联的计划体制，也就是所谓的斯大林模式，是从1929年开始的，1929年之前是没有这种体制的。那么1929年开始安排这种体制的原因是什么，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建立坚强的国防体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1929年前后是不变的，但是追求的目标变了，因此，这种体制的产生跟目标追求是相关的。再举一个例子，中国的公社化、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运动，国内很多经济学家都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释。如果是因为意识形态，那么在土改时为什么不直接把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就直接合作化？而是先把土地分给农民，到52年土改才完成， 53年就开始搞合作化运动，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没有变，但是从土改到合作化运动是多么大的转变。从时间顺序来看是从53年我们开始重工业优先发展，因此合作化运动可能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有关。这就是历史纵向归纳法，从同一个国家、社会的重要现象的变化的先后次序去探索现象发生的原因。《大学》上讲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个方法是“多现象综合归纳法”也就是将一时一地同时发生的多个现象综合分析，归纳出这些现象背后共同的原因，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各个同时发生的现象。同样以计划经济为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对金融、外贸、劳动力市场等等多方面的扭曲。国外有很多理论解释金融扭曲会产生什么结果，也有很多理论解释外贸扭曲会产生什么结果。他们通常把这些扭曲当作外生给定，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扭曲现象是同时存在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来思考为什么这些扭曲会同时存在，背后是不是有更基本的共同的原因。仔细分析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各种扭曲是和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去优先发展资金密集的重工业的企图有关，因为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因此，就只能靠对资金、外汇等市场的扭曲和干预来保护、支持这些企业的发展，所以，经由这些同时存在的扭曲的分析归纳，可以更好的找到造成这些扭曲背后的共同外因。

在这里我跟各位交流一下我观察、思考问题的心得，我有一个习惯，当我看见别人把几个变量并列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停留在那里，我一定会进一步思考这几个并列的变量当中是不是等价的，有没有更为根本的外生变量，而其他变量则是这个外生变量的内生变量。我们知道一个外生变量的内生变量肯定会和这个外生变量同时存在，但是外生变量是因，内生变量则是果，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而且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扭曲现象同时存在。以我最近讨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的关系为例，主张竞争优势的学者认为比较优势理论现在已经过时，认为现在应该强调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理论的内容有四点：第一按照这个国家相对比较丰富的要素来选择产业；第二个是发展国内有大市场规模的产业；第三个是发展能产生群聚的产业；第四个发展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但是在这四个条件中，除了市场规模外，其他三个条件决定于是否按照第一个条件，也就是是否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因为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的话，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当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时候，就不会形成群聚。比如说在中国发展资本过度密集的产业，那么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而且由于资金稀缺，可以发展起来的资本密集型的企业肯定数量有限，所以不可能形成群聚。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国家保护，国家保护就没有竞争了。所以，产业发展形不形成群聚，有没有竞争优势，决定于是否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因此，不能把竞争优势中的四个条件并列，等价对待，也不能说竞争优势取代了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其实是内含于比较优势，顶多是比较优势的补充。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我最近经常讲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目前没有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因为目前的金融学理论中把金融体系的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分散风险的功能并列。当三个功能并列，这些功能不可得兼时就不会有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比如要最大规避风险，就可能要牺牲动员能力等等。我的习惯则是碰到几个因素并列的时候，总是要想想这些因素是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仔细想一下，金融体系的这三个功能当中哪一个是最基本的，应该配置资金的功能最基本的，因为给定现在的金融资源总量，如果配置是最优的，那么，产生的剩余就最多，而且，有了最优的配置，资金的回报率最高，在剩余中会用来作为积累的就最多，因此，下一期可以动员的资金就最多，所以，动员的功能是从属于配置的功能。如果做了最佳的配置，失败的概率应该最低，风险应该最小。所以，在一般讲的金融体系的三个基本功能中，配置的功能是最基本的功能，其它两个功能是从属的功能，有了最优的配置，其他两个功能自然能达到。当只有一个变量要考虑时，就可能有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最优的配置是什么？就是把资金配置到经济中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中的最有效的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最有竞争力的产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发达国家，它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应该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企业的资金需求量大；而且，主要是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的R&D区段，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成功与否不知道，研发成功了，市场是否接受不知道，所以要面临有很大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资金相对稀缺，所以最有比较优势的、最有竞争力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中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对资金的需求规模比较小，而且，生产的是成熟的产品，应用的是成熟的技术，基本上是没有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的。所以，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都要面对资金使用者也就是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和道德风险，但是相对来说发达的国家要面对更多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因为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相对小，企业家经营能力的风险和道德风险就变成主要风险。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中包括大银行、小银行，各种金融安排在单位资金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承担的能力不一样，所以从上面的推论就可以得出在不同发展阶段最优的金融结构是不一样的。比如像中国这种发展阶段的国家，要承担的风险主要是企业家经营能力和道德的风险。那么哪一种金融安排最容易解决企业家经营能力和道德风险。我再次强调，当碰到几个同时并列的因素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想想看，这几个并列的变量的特性是什么，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一定是同时出现的，但是它们不是等价的。抓住外生变量才能把问题分析得更透彻一点。实际上我对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认识也就是这样的。别人看到了共生的内生现象，从内生的现象切入来分析，比如从预算软约束切入，或者从金融扭曲切入，或者从外贸扭曲切入，但是我去看这些共生现象背后更根本的外生因素。我发现这些干预、扭曲背后的共同原因是要发展的重工业的特性与发展中国家资金稀缺的特性之间的矛盾。从这个矛盾可以把整套的扭曲都推论出来。可是一般学者只是看到这些扭曲，没有看到背后更根本的外生动因，只是从内生现象出发构建理论。如果从内生现象出发构建理论，第一，这样的理论不彻底，第二个根据这样的理论推论所得到的政策建议基本不可行。因为，如果不改变外生的原因，而直接区改变内生的现象，就会出现我们经济学中常说的从second best到third best，可能造成的经济结果比原来预期的结果还差，例如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内生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即使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了，政策性负担的情形可能会更严重。

 

盛柳刚：在转型经济研讨课上，您提到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成功和在俄罗斯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在于玻利维亚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少比重小，因此转型相对容易，而俄罗斯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已经有几十年，大部分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当然私有化以后情况会更糟糕，这里面就需要把握质和量的关系，您能谈谈您自己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吗？

 

林老师：赶超战略是一个靠大量动员资源来投资于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的战略，这个战略推行的深度和时间的长度和实行这个战略的国家能动员的资源总量成正比。玻利维亚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能动员的资源少，建立起来的没自生能力的企业的数量也就少。实行休克疗法后，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破产，因为数量少，对社会的影响不大，而政府的干预、扭曲消除后，有自生能力的中小企业就发展起来了，创造了很多就业，社会发展很快，所以，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取得了成功。可是苏联东欧，国家大，自然资源多，靠国家动员政策建立起来的赶超产业规模非常大，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和就业人数非常多，真要取消政府的所有扭曲和补贴就会造成社会动乱，所以，即使政府实行了休克疗法，为了避免社会动乱，还是必须给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补贴、保护，而且，企业私有化以后，用各种政策性负担为理由向政府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会比国有时更高，但是，在休克疗法后，国家的税收能力低，所以，只能用发行货币的方式来补贴私有化以后的企业，造成了高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崩溃。所以，同样是要解决政府赶超所带来的扭曲和低效率，问题的性质是相同的，解决的方法也是相同的，但是，因为问题的量的不同，在玻利维亚休克疗法是成功的，在苏联和东欧是失败的。同样的情形，到现在为止，我国改革中最成功的是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交足了国家，留够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成为剩余的所有者，积极性很高，农业发展很快。中国一开始承包期是每年签订一个承包合同，后来变成3年到5年，然后逐渐延长到15年，而苏联一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就签了五十年的承包合同，所以应该讲他们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彻底，可是在苏联的农民不接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是苏联的具体条件与中国不一样，农场规模大必须机械化生产，设备投入多，单个家庭买不起，而且，机械用的油料、零部件需要到市场买，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要卖到市场，可是农场和市场距离很远，必须有交通运输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很贵，不是单个家庭可以拥有，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个体农户的积极性再高也克服不了这些困难，所以在苏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条件虽然比在中国优厚，农民并不欢迎，结果不了了之。相反的，越南也学习了中国的家庭联产责任制，越南和中国同样人口密度高，农场规模小和市场接近，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推行在越南也很成功。

 在这儿我要特别提醒各位，一个理论只能告诉我们，理论模型的特定假设条件下“因”如果变动，对“果”会产生“正“的或“负”的影响，但是理论模型本身不能告诉我们影响的“量”有多大，这个“量”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实现，以及除了理论模型中所导致的果之外，这个因的变动是否还会有其他附带的果，这些果的量有多大等。在运用理论于现实世界时，量的大小、时间的快慢以及是否有其他作用等却是至关重要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情形经常有，对量、时间快慢、是否有其他作用的判断只能依靠经济学家的直觉，这种直觉又来自于经济学家对经济环境的整体把握，所以，要作为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关心人、关心社会、关心历史。

 

盛柳刚：我提一个有关理论创新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如何对待历史经验，这个根本上是关于如何处理现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林老师：我个人主张把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当作一种《老子》里所说的“前识”。任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本体，也就是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所做选择的一种因果关系的描述。但是现有的经济理论并不是真理本身，它们是经济学的“体”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我们现在想要解释的现象的限制条件以及可选择的范围和现有经济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选择范围可能不同，因此经济现象产生的机制也可能不同。所以，对于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应该将其视为可能对、可能不对的“前识”，要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要以“常无”的心态，从现象本身出发，去发现谁是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可能有的选择是什么，说明他为何在这些条件下，做了我们观察到的选择。

 

如果抱着“常无”的心态，那么学习现有的理论有什么作用呢？我想，学习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其他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构建理论的，学习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以及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关键限制条件的能力。我们可以将对现有理论的学习当作在方法论上的训练。当我们在面对真实的经济现象时，是按照从现有理论的学习中领悟到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按照现有的理论本身进行分析和解释，这样，学习现有的理论就会对我们理解真实的经济社会现象有所帮助，而不会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

对于历史经验，我个人的看法是，现有的理论是由过去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需要通过历史经验来检验，才能知道那些理论是可以暂时接受的，那些理论是可以被暂时舍弃的，所以，我们必须给予历史经验足够的重视。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同样必须以“常无”的心态来对待历史经验，才不会受到历史经验的束缚。比如，最近我在上海经济学年会上讲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至少还可以持续30年，这也是目前大家讨论的很热门的一个问题。但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先例，他们发现到目前为止，历史上维持40年高速度增长的经济只有三个，而且，他们只是前20年维持将近10%的增长，后20年只能维持3%到5%的增长。从历史经验来看，确实没有一个国家曾经维持超过40年接近10％的高速增长，可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如说，工业革命之前，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要翻一番，可能要花200到300年的时间，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第一个用50多年时间实现经济规模翻一番的国家，如果在工业革命刚开始时问大家，英国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实现经济规模翻一番，从历史经验来看，可能需要好几百年，但英国只用了50多年；在英国之后，当美国开始发展时，美国的经济学家如果单从历史经验来看，会认为美国不可能在少于50年的时间内实现经济规模翻一番，可是，美国经济只用了40几年就翻了一番；当美国实现了40几年翻一番后，日本经济开始发展，如果日本经济学家考虑日本经济最快多少年可以翻一番，他们一定会说，不能短于40年，但日本只用了20几年；后来亚洲四小龙开始发展，如果根据历史经验来预测，他们不可能在短于20年内翻一番，可事实上他们在10几年内就翻了一番；再来看中国，不到十年就实现了翻一番。所以，历史经验可以给我们一定启发，但我们不能完全被历史经验束缚，应该从历史经验中得到有用的信息，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说，我的分析方式是，一个国家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是技术的变迁，如果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则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加快。当后发展的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同以前的国家一样，也会进行技术变迁，同时它会发现引进技术比自己发明技术成本更小，风险更低，因此它的经济发展能比以前的国家更快。所以，在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时，我有信心中国有潜力再维持30年的快速发展，而且这只是保守的估计，因为历史经验给我们提供了最起码、最低的界限。比如，当日本的经济学家在考虑日本经济多长时间可以翻一番时，他们可以参考美国的经验，美国40年翻一番，日本则可能比美国快，他们可以认为至少40年就可以翻一番。再来考虑中国的情况，我相信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维持30年的快速增长，因为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与日本在1960年的发展阶段相同，到1988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就赶上了美国。日本从1960年到1988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我可以保守一点，认为中国在30年以后人均收入至少达到美国的一半。我也可以用理论分析的方式推论我的观点：上面已经说明中国至少可以维持30年的高速增长——维持每年8%到10%的增长率，平均起来每年9%，美国属于技术最前沿的国家，它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起来大概只能每年为2%，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每年能比美国高出7%，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按照美元计算是美国的3%，按照这样计算，3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收入将约是美国的24%，同时，人民币会升值，因为所有高速发展的国家的货币一定会升值。在1960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约是360日元兑1美元，到80年代变为150日元左右兑1美元，这是日本的人均收入在1988年赶上美国的一个原因。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8.27元人民币兑1美元，我相信中国再维持30年强劲增长以后，汇率很可能是4元人民币兑1美元，这样，我国的人均收入就会是美国的一半左右了。我以上的分析有理论分析，也有历史经验，但历史经验只是一个参考系，并不是说历史经验一定会重复发生。

我想，用禅宗或者理学的一句话来讲，对待理论，必须“有而不有”，对于历史经验，必须“知而不知”。“有而不有，知而不知”，好像非常抽象。禅宗的学习有所谓“口头”，学习者经常通过理解“口头”来体悟禅理。经济学也是这样，当体悟到经济学的本体以后，也可以提出像“口头”一样的东西。在经济学中所谓“有而不有”，第一个“有”，就是必须有对经济学本体的把握—一个决策者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总会选择对于他来说是最好的--而且要将其作为分析一切社会、经济现象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是“有”；所谓“不有”，即要对任何理论持“常无”的心态，不能将理论当作真理本身。所谓“知而不知”，第一个“知”即是要知道经济学的本体是什么，“不知”，即对于任何新的经济现象都要有“不知”的态度，这样才能用所“知”的经济学的本体方法来揭示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的产生的原因。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知道了经济学的本体，也是真正的掌握了经济学的精髓，才能真正解释所看到的每一个经济现象。

 

盛柳刚：林老师，这是邢兆鹏同学曾经提到过的一个问题，在讲经济学的方法论时借用东方哲学语言如“体一用殊”等，会不会导致这种哲学语言的原意与引用意的差别？那些原来学习东方哲学的学者会不会认为您是一种误用，或者是一种不适当的引用？比如说对于您所讲的经济学的“体”与“用”，是不是用“理一分殊”这样的说法更好，因为熊十力讲“体用不二”而不是“体一用殊”。

 

林老师：语言本身是活的。比如“理一分殊”被提出时，其内涵也是有几次变化的。“理一分殊”最初被提出是说明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关系，宋明理学的不少创立者最初都受到佛学、道家很大的影响，后来又转归到儒学。例如，朱熹刚开始用“理一分殊”的时候是指，儒、释、道三家所追求的道是相同的，但他们各有侧重点。但后来比较常用的说法是，“理”是相同的--比如在儒家的理学里，有“五伦”之说，作为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朋友之间要有信，但随着身份的不同，究竟是“仁”，是“忠”，是“慈”，是“孝”，还是“信”，其表现又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对于“道”的表现方式会因为身份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点。从这里可以看出，最初所讲的“理一分殊”和后来所讲的“理一分殊”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一个词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涵义，重要的在用这个词的前后文的情境下，内涵是否清楚。

再者，关于“体一用殊”和“体用不二”，“体一用殊”是指一个体在不同的状况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用不二”则是指一个悟了道的人的境界，把握了本体，在任何状况下，他的行为都是合乎道的。比如“仁义礼智信”，仁是体，“义理智信”其实是“仁”在不同情形下的用；所谓“义者宜也”，“义”与否的根据是“仁”，合乎“仁”的行为就是“义”；所谓“礼”，是说仁者以万物为一体，在一体中，还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亲疏远近的差别，根据这个差别的要求所表现的行为准则就是“礼”，所以，“礼”的依据是“仁”；所谓“智”，是指每一行为的选择都符合“仁”的要求，如果不符合“仁”的要求，就是“不智”；“信”，《论语》里讲，“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就是说，承诺是否符合“仁”的基本要求，如果违背“仁”的要求，行为不合乎“礼义”，“信”就不可能实现。所以说，“义理智信”本体是相同的，都是“仁”，但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义礼智信”，所以，“体一用殊”。而“体用不二，”是指真正掌握了体的人，也就知道该怎么行为。在六祖惠能的《坛经》里，也有“定慧一体，体用不二”之说，如果真正掌握了“慧”，就一定是“定”的；如果是“定”的，就一定有“慧”。在讲“慧”的时候，“慧”为体，“定”为用；在讲“定”的时候，“定”为体，“慧”为用，“定即慧故，体不离用”，“体用不二”。我在讲“体一用殊”时，也可以说是“体用不二”，对于一个读通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来说是“体用不二”的，但是，任何写出来、表述出来的理论是“体一用殊”。因为如果真正掌握了经济学的“体”，每一次分析经济现象都是经济学的“体”在这种状况下的表现形式，所以是“体用不二”的；但当将这个“体”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表示出来以后，他就变成一个特定的东西，就是“体一用殊”。就像《道德经》所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名”和另一个“名”是“殊”的，因为其条件不同。但作为一个真正好的经济学家，是“体用不二”的，因为“体”都是相同的，“用”的时候也是“体”的表现形式，亦即“体用不二”。

至于使用中国传统的智慧的语言来表示究竟好不好，我自己是思想很解放的，我认为好的东西都可以用，包括外国的东西。现在的情形是，我们在使用外国的东西比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语言时，人们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但如果用到老子、庄子、禅宗以及理学的东西，就会被认为思想很顽固，我认为这还是思想不够解放的体现，真正的思想解放应该是不管它是我们传统的东西还是外国的东西，只要它是好的东西，就应该接受，这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邢兆鹏：我们看50年来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过去有很多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各种发展理论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是，这些按发展理论来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都很差，80年代开始，发展经济学开始消亡，有的人说发展经济学的衰败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的幸运，因为没有理论的束缚，他们可以更加准确的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我认为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发展经济实际上是“知”在“行”之前，才导致了这种结果。我想问林老师，我们现在都在强调“行”在“知”之前，实践在前，理论只能是解释现象，那么您对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什么看法？

 

林老师：关于这一点，我刚才在讨论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和历史经验的时候已经部分回答了你的问题。我同意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包括发展理论对于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指导作用是很有限的，而且，就像你刚才所讲的，基本上按照50年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主流思想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国家都不成功。转型也是一样，按照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来制定转型政策的国家，虽然发展经济学中认为重要的变量，经过转型以后，已经得到了改善，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同样不好。这是因为当前的经济理论包括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发展出来的，他们的理论来源根据的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处于技术、产业的最前沿，他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新技术的不断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创新却可以利用引进的方式取得，在引进技术时必须考虑哪种类型的技术较合适，所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在特性上是不同的，我们不能被现有的在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牵着鼻子走。但是，任何经济现象背后一定有经济逻辑，经济现象都应该能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任何经济问题也应该可以从问题的特性的分析中得到对问题的解决有指导意义的政策建议，对于真正掌握了经济学本质的经济学家，体用是不二的，由体就会知道怎么用。当信息产业、互联网非常热的时候，我一直持有保留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在北京，有一个亦庄开发区，有一个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刚开始时，中关村高科技园区非常热，但现在亦庄开发区非常热，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则非常冷，为什么呢？因为亦庄开发区发展的是传统产业，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发展高科技产业，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所以说，经济现象并不是不能够被预测，只要真正对经济学的本体有认识，体用是不二的，知是可以在行前的，只不过这里指的“知”是对经济学本体的认识，而不是对现有的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发展出来的理论的了解。我们必须有信心，要成为一位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并不难，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不要把自己对经济学的理解局限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理论上。上次在上海开经济学年会时，有位教授呼吁经济学家要多看书，我并不反对经济学家要看书，但我反对经济学家只看书，书上的理论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有的经济现象，但不一定可以，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是自己按照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现象。

 

邢兆鹏：您现在提出很多想法，在外人看来是可怪之论，但我们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您是从一以贯之的逻辑出发的，但是我们想知道的是，您在80年代初次提出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发展经济的理论时，让您产生这种想法的源泉究竟在哪里？

 

林老师：扣其两端而竭焉，是从分析、归纳改革前中国经济为何发展不好，改革后却快速发展，亚洲四小龙为何发展迅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却困难重重的比较、归纳得来得。

 

邢兆鹏： 您是一开始就有这种想法，还是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一步一步地分析才得到的？

 

林老师：借用禅宗里“顿悟”和“渐修”的区别来说明，对一个现象真正的理解是需要有一个“顿悟”的“飞跃”，单单有分析、归纳的“渐修”，如果没有“顿悟”的飞跃，并不一定能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对现象背后的逻辑有真正的认识的。1988年我初次提出比较优势战略的理论体系，固然有先前对改革前后发展绩效差异，以及亚洲四小龙发展迅速其他发展中国家困难重重的多年思考，但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提出并不是靠一步、一步的分析、推导来的，而是在准备一个会议的发言时，灵机一动，突然悟到的。需要由多少的“渐修”才能产生“顿悟”的飞跃，可能因人而异，《中庸》里把知分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生而知之”的人不需要分析、归纳的渐修，一见到现象就能够直接产生这种认识的飞跃。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那里的训练特别强调对问题的直觉（Intuition），直觉也就是从现象中直接认识背后的逻辑的顿悟的能力，我有幸直接观察、学习那些知名教授怎样思考问题。在经济学的方法论上，也许我比你们“先知”，“先知觉后知”嘛，我希望你们从“学而知之，困而知之”逐渐培养“生而知之”的能力。《中庸》里又说，“及其知之一也”，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得到的“知”，只要你“知”了以后，就能真的做到“应用之妙，存乎于一心”。经济学不是很难的，哪里还有比经济学更简单的东西呢？（同学笑声）。构建数学模型是有一定难度，但是，要将现象背后的逻辑讲清楚是很简单的。

(待续)